胡元輝觀點：狂飆與失落的第五階級－－解嚴三十年來新聞生態的憂思

三十年了！象徵性的枷鎖雖然解除，實質性的牢籠卻依然存在；政治控制固然瓦解，秩序重建則依舊無解。

戒嚴與報禁解除二十周年時，筆者曾經為文分析解嚴後的新聞生態變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力隱沒，市場力崛起。該文並進一步呼籲所有台灣人民必須捫心自問：如果新聞自由只是換得失序與失格的新聞生態，其進步之處又在哪裡？

如今十年已過，當時的憂思不僅沒有消解，反而有益加深重之感。誠然，新聞事業這些年來並非無所進步，事實上，在諸多從業人員與社會有心人士的努力之下，若干偏差作為已有所矯正，若干傳播弊病已有所改善，但整體而言，即使沒有進一退二之虞，亦存在不進則退之憾，新聞生態的問題似乎比十年前顯得更為複雜而難解。

如果還有人對上述評斷有所懷疑，那麼我們不妨平心靜氣自問：十年來，新聞媒體的數量固然增加，新聞資訊的總量固然提升，但新聞品質是否出現正向進展？具體以言，我們要問的是：十年來，新聞正確度是否上升？新聞多元性是否增強？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進一步追問：新聞工作者的勞動環境是否轉好？新聞事業的所有權集中現象是否緩解？這些問題的答案似已不問自明。

即以新聞中的置入性行銷為例，儘管2010年底如火如荼的反置入運動，曾逼使政府修改預算法，明定政府各單位不得再做置入；儘管立法院已於2015年底透過廣電三法修正案將置入法制化，明訂新聞報導不得為置入性行銷。但明眼人都知，媒體中的新聞置入現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一位中國時報記者最近不怕工作不保，公開揭露該報的置入性行銷內幕，堪稱是反置入成效最反諷的例證。

不過，筆者無意流連於此一報禁解除後的新聞生態，更無意陷溺於此一憂思的嗟嘆。戒嚴與報禁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筆者更為關切的是，在政治力隱沒，市場力崛起；資訊量倍增、新聞質堪慮的發展軸線之外，另一條值得特別關注，並深具意義的發展軸線。此一台灣近十年來特別鮮明的新聞發展軸線，簡言之，就是新聞專業組織的消退，以及公眾自我傳播的揚升。

透過數位科技的運用，公眾可以自行產製與傳布資訊，而且不經由新聞組織中介得以進行彼此間的溝通，自非台灣的特殊現象，乃全球經濟與科技發達國家的共通趨勢。但台灣近十年來的發展毋寧已走出自己的道路。我們一方面看到民眾藉由各類裝置與網路媒體進行彼此的資訊溝通，另方面更看到公眾之間的自我傳播已足以形成社會變革的極大動能。 （相關報導： 韋安觀點：嘴炮亡台，會嗎？！ ｜ 更多文章 ）

幾項最新的數據可以用來佐證台灣民眾當前的日常傳播生態。根據Nielsen調查，2001年時，台灣民眾的網路媒體涵蓋率(昨日上網比率)只有18.4%，2015年時已達79.1%，而近十年來的上升率就有二成。再者，根據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今年發布的統計顯示，高達90.9%台灣人擁有Facebook帳號，而擁有LINE帳號的台灣人亦達87.1%，顯示社群媒體已是民眾日常溝通的最愛。此外，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去年所做的調查，民眾之所以熱衷使用社群媒體，即時新聞資訊與時事已經是他們的第二大關心重點，僅次於朋友近況的瞭解與生活心情的展示。

在這些「狂飆」式的數據之外，尚有許多象徵性的指標足以展現台灣公眾自我傳播生態的崛起，例如台灣最大的公民新聞平台PeoPo就是在十年前的2007年4月上線，而曾經引發國人高度關注的苗栗大埔事件，則是該平台一則發表於2010年的報導所引爆。台灣公眾自我傳播系統的發展當然不始於此，十年來，從2007年的「搶救樂生院」運動，到後來一連串以集會遊行權、環境保護、居住正義、媒體批判、軍中人權等為訴求的社會運動，如「野草莓」、「反國光石化」、「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白衫軍」等社運，乃至對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造成重大衝擊的「318運動」，都足以說明公眾自我傳播體系的崛起不僅是台灣民眾的日常，更已經是台灣社會轉折的重要動力。

國外已經有許多學者與觀察者將此一公眾自我傳播生態系統中的資訊產製與傳輸者稱為「第五階級」(fifth estate)或第五權(fifth power)，無論是公民記者、部落客、或網路意見領袖等，都被視為傳統第四階級(新聞專職工作者)的監督者或制衡者，因為公眾自我溝通的促成因素並非單純的科技，其中猶包括資訊傳播自主的要求。許多公眾已不再信賴新聞專業組織所產製或傳布的資訊，他們意圖透過去除中間人的直接溝通，減少資訊偏差的可能，達成社會變革的目標。毫無疑問，一個有別於傳統媒體組織主控的新聞生態，一個有別於傳統新聞工作者的新階級或新力量已經具體而有力的形成。

問題是公眾自我傳播生態的形成就意謂著「公民真有力」時代的來臨？狂飆的公眾就代表民主的公眾？徵諸台灣近十年來的發展，答案顯然仍是巨大的問號。公眾自我傳播體系並非真空存在，亦非全然獨立，它不僅是社會系統的一環，而且與其他系統交織纏繞。既有的新聞組織固然會與公眾傳播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許多政商力量亦意圖「收編」公眾，使之成為附庸。因此，我們一方面看到「網軍」的縱橫，另方面又看到「網紅」的塑造，台灣的公眾自我傳播系統處處充斥著商業化與政治化的陰影。加上公眾自我傳播系統中日漸擴散的假新聞與仇恨言論，亦在在印證公民傳播素養的失落。

報禁開放三十年來，我們似乎應欣喜於政治力的隱沒與公民力的上揚，但種種表象的背後仍然是政商力量的掌控，所謂市場力的崛起多屬財團力量的展現，至於傳統新聞組織消退的背後則是數位新霸主的接班。因此，過去曾經狂飆的「第四階級」，如今的失落只是所有權的位移，而非影響力的消逝；同樣的，目前表面上狂飆的「第五階級」，實則已陷入政商勢力的重重包圍，離制衡行政、立法、司法與媒體等四權的願景遠矣！「第五階級」在台灣是既狂飆又失落的新階級！

英國媒改聯盟(Media Reform Coalition)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媒體多元不該是數位時代的奢侈品，而是不允許既得利益壟斷媒體系統的必要成分。」因此，他們希望看到「獨立媒體能夠讓有權者問責並且服務閱聽人與整體公眾，而不是股東、業主或政客。」此一評論不僅適用於英國或其他民主國家，對解嚴三十年的台灣而言，同樣是真切不過的期許與針砭。 （相關報導： 韋安觀點：嘴炮亡台，會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本文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