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我們的電影仍落後西方。」金正日解釋說：「我們的導演出產的都是些敷衍了事的作品，毫無新意。他們的作品陳腔濫調，怎麼拍都是同樣的情節。我們的電影總是哭哭啼啼。」他身處困境。他如何讓北韓接受外來影響而又不危及自己對北韓的控制？他派了一些導演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與蘇聯學習，但不許他們前往日本或西方國家。這是為什麼金正日如此需要申相玉的原因。申相玉說他感到受寵若驚，但他不解的是，為什麼金正日要如此費事地「綁架」他們。「我非常需要你。」金正日回答：「我開始思考怎麼樣能讓你過來，但我無計可施。所以我告訴我的同志，如果我們要讓申導演過來，我們必須策劃一場祕密行動。」
談到最後，金正日略微表示歉意。「我也會自我檢討，」他說道，「因為我從未告訴屬下詳細的計畫內容，也從未告訴他們我們會如何運用你的才能與我的意圖。我只是說，我需要這兩個人，把他們帶過來。結果這中間造成許多的誤會。」錄音帶錄了四十五分鐘，但崔銀姬怕得不敢換面。不要緊，反正他們已經掌握了需要的證據。
往後三年，申相玉繼續拍攝電影，他導演了七部，並且拍了十一部以上的電影。隨著金正日越來越信任他們，他們有了更多旅行的機會，首先是到東方集團，之後甚至可以前往東方集團以外的國家，不過身旁總是有指導員跟隨著。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他們在參加維也納電影節期間，躲過指導員的車輛，逃往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聽到他們脫逃的消息，金正日認為他們是被美國綁架。他無法想像自己對他們如此慷慨，他們居然會背棄他。他傳了一個訊息，表示願意協助他們返回平壤，但他們從未回應。
＊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紐約大學教授，在亞瑟．卡特（Arthur L. Carter）新聞學院開設報導文學課程。文章見於《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與其他報章雜誌著有《新新新聞》（The New New Journalism, Vintage, 2005）；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遠足文化，譯者：黃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