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應該知道的是：東亞經濟奇蹟是資本主義史上（極為成功）的另一插曲，而不是在特定歷史轉捩點侷限於單一地區的特例。這項改變也讓人更容易看清現今富裕國家的虛偽與雙重標準，明明自己實施相關政策來促進經濟繁榮，卻禁止開發中國家使用。」
一九七○年代以前，日本是唯一不靠歐洲工業傳統便工業化的國家。想當然爾，背後的原因各方多有揣測。許多人認為，這是因為日本與歐洲的封建制度較為類似，因此日本具有獨特的處境足以吸收「西方」科技；另外還有學者，尤其是日本經濟學家森島道雄，提到日本獨樹一幟的儒家思想，相較於中國或韓國強調個人的德性，日本人更重視集體的忠誠，藉由培養忠心又具紀律的勞動人口，促進國家工業化。
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我的祖國大韓民國（韓國）、中華民國（台灣）、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其他東亞經濟體也紛紛踏上了工業化的道路，因此那些著重於日本獨特性的論點不久便消失了。這些經濟體顯示，即使未藉助歐洲的工業傳統，依然可能出現工業化和廣泛的經濟發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香港以外（香港的地位確實獨特，先後依附英國和中國等更大的經濟體，卻又不是像新加坡那樣的城市國家）。
這些經濟體之所以能發展，是因為採取的經濟政策違背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理論。
日本、韓國與台灣運用高額保護關稅、進口配額、甚至實施進口禁令。所有亞洲「奇蹟」經濟體，都嚴格控管外國直接投資。新加坡也不例外，雖然對外商的態度遠比其他國家友善，但新加坡政府也透過規定土地（九○％是國有地）的使用來施加強大的影響力。這些經濟體全都大力贊助研發與員工培訓等知識創造活動。新加坡和台灣大幅運用國營事業，即使時至今日，台灣國內生產總值有超過一五％是來自國營事業，新加坡的比例則是二○％。
面對這些例證，主流經濟學家主張東亞國家是歷史規則的例外，認為除了東亞經濟體之外，當今世界上所有富裕國家都是奠基於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政策。他們斷言，假如偏離傳統的政策在東亞國家奏效，只是因為他們具備與眾不同的條件，例如極度能幹的官僚體系、族群同質性高或儒家文化。因此，他們認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政策依然是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最佳選項，畢竟他們未承襲東亞經濟的文化和制度，鮮少能從東亞經濟體身上學到經驗。 （相關報導： 歐洲「債務共同化」時代來臨？高達7,500億歐元的紓困計畫，會帶來什麼改變？ ｜ 更多文章 ）
即使我支持東亞發展策略，也難以完全否定這個論述。雖然眾所皆知的是，德國在十九世紀末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法國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效法東亞的產業政策，但現今富裕國家似乎大都成功落實了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政策。
有鑑於此，連我自己都沒想到，現今不僅是東亞國家，而是幾乎所有富裕國家（荷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瑞士純屬例外）都採用所謂東亞模式的貿易與產業政策，以促進國家發展或追趕更先進的經濟體。從十八世紀初到十九世紀初，英國的關稅高居世界第一，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一直是世界上保護主義色彩最重的經濟體。最重要的是，東亞模式發展政策的經濟理論基礎，即所謂的「幼稚產業保護論」（infant industry argument），也正是由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首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