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為超強指揮艇，除了李登輝培養出來的國安團隊教戰外，陳建仁還曾赴美取經，學得了包括軟硬體、美國第七軍種防疫醫生等運作靈魂。當年負責執行這項重要任務的關鍵人物郭旭崧，接受《新新聞》專訪，透露外界所不知的祕辛。
對抗武漢肺炎（COVID-19）一戰成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正式名稱為國家衛生指揮中心（National Health Command Center, NHCC）。這個指揮中心於二○○三年在如今疾管署地下室成立，當時前總統李登輝培養出來的國安團隊曾祕密進駐，協助建立決策迴路。
後來指揮中心變得超強，有一段外界所不知道的祕辛，即我國曾為此到美國取經，學得了包括軟硬體設計、人力配置等決策靈魂，甚至引進美國第七軍種，建立了如今台灣防疫的關鍵戰力──防疫醫師制度。
郭旭崧陪陳建仁，見美國衛生部長
目前為陽明大學校長，曾擔任我國疾管局局長、署長的郭旭崧，就是當年台灣負責到美國取經的關鍵人物。郭旭崧接受《新新聞》專訪，透露了台美交往這罕為人知的一段。
二○○三年，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榮豐等人祕密進駐協助建構指揮中心後，○三年後期，郭旭崧陪當時衛生署長陳建仁去美國，見了時任美國衛生部長湯普森（Tommy George Thompson）。
郭旭崧說，湯普森那時非常驕傲地帶他們去部長辦公室旁邊的ＳＣＣ（Secretary's Command Center）參觀。湯普森對陳建仁和郭旭崧講，○一年發生九一一恐攻及受到炭疽熱攻擊，他發現自己雖然貴為部長，但是疾病管制中心（ＣＤＣ）在亞特蘭大、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ＦＤＡ）於馬里蘭，他光是要跟他們溝通都很困難，於是就模仿白宮戰情室，蓋了ＳＣＣ。
才經歷台灣ＳＡＲＳ浩劫的陳建仁和郭旭崧在ＳＣＣ受到震撼，又想到ＳＡＲＳ初期那個什麼都沒有的地下室指揮所，當場決定：「這就是我們要的！」
防疫超級戰情室，砸一億重金打造
陳建仁回國之後，在那時的疾管局七樓，花了一億元打造指揮中心，從打牆開始，監工的就是當今疾管署署長周志浩。
由於知道媒體很重要，那時把台灣媒體、甚至全世界媒體訊息的收集都規畫進去，另外還有國會頻道，掌握首長在國會接受質詢的最新狀況；郭旭崧說，那不是要監控媒體，是為了情報蒐集。有一陣子，指揮中心甚至在經過電視台同意後，還可以接收ＳＮＧ車訊號，以取得電視台最新的疫情資訊。
郭旭崧説，電視牆容易做，更重要的人力，怎麼運用？他表示，這部分也依照美國經驗，平常沒事不是空在那裡，要有最低人力配置，疫情開始時，再從別的地方調進來。
有了硬體、人力，指揮中心終於像個樣子。不過，ＮＨＣＣ得以大發神威，學自美國第七軍種的防疫醫師，非常關鍵。
郭旭崧指出，美國ＣＤＣ防疫醫師、專業人員，叫做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ＰＨＳＣＣ），為第七軍種，待遇完全比照軍方。
美國隊長建議，防疫醫師入台灣隊
美防疫醫師平常穿軍服，郭旭崧說，穿軍服就是必須「接受派遣」的概念。他解釋，國家叫文官衝鋒陷陣，文官還可以跟長官爭執：「為什麼派我？」但要軍人攻下山頭，他就不能違抗。
台灣防疫醫生雖非穿軍服，而是穿上指揮中心背心，但意義等同軍服，要如軍人一樣服從。從招募第一批防疫醫師開始，國家就告訴他們：「第一時間我們一定會叫你到疫區。」
如今，防疫醫師衝去疫區成了基因。二○○五年安徽禽流感，台灣兩個防疫醫師去中國大陸鄉下，那時兩岸在默契下進行此事，外界並不知悉；一三年緬甸發生傷寒，我們也是第一步就去；一四年伊波拉病毒，防疫醫師羅一鈞挺進到奈及利亞；一八年ＭＥＲＳ，台灣第一個到首爾；去年底武漢肺炎疑似爆發，今年一月十二日我防疫醫師就抵達武漢。
台灣仿美國第七軍種招募防疫醫師，也跟抗煞總指揮李明亮與總統陳水扁有關。當年ＳＡＲＳ在五月底疫情轉好，陳水扁請李明亮把美國來幫忙的防疫醫師帶到總統府。會面時，陳總統說：「謝謝你們，但能不能也給我們建議一下，ＣＤＣ有沒有什麼可以改的？」
孤獨苦練十七年，磨出超強防疫團隊
美國ＣＤＣ共七千人，有三千人是醫師；台灣ＣＤＣ近一千人，只有七個醫生。郭旭崧說，當時美國隊長馬隆妮（Susan Maloney）非常客氣地對陳水扁說，假使台灣ＣＤＣ能多一些醫師，會好很多。
因為她一句話，時任衛生署長陳建仁和疾管局長蘇益仁卯起來爭取總共三十六個防疫醫師名額與防疫加給，這在當時非常不容易。
國家衛生指揮中心，先有國安會協助建構決策機制，然後向美國取經，並引入第七軍種防疫醫師制度，十七年內，於被ＷＨＯ捨棄的國際環境下，自己練功，成就了如今享譽國內外的超強指揮中心。
MCC不好聽，指揮中心正名NHCC
因武漢肺炎在台灣家喻戶曉的疫情指揮中心，當時命名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國仿照的美國指揮中心SCC，全名為Secretary's Command Center ，美方的Secretary在台灣叫做Minister（部長），所以本來要叫做MCC，但因為MC聽起來像女性生理期，怪怪的，後來改成NHCC（National Health Command Center），國家衛生指揮中心。
取經的美國SCC蓋在部長辦公室旁邊，但台灣指揮中心卻是在CDC。郭旭崧說，第一是空間問題；第二，當年SARS發生時，疾管局沒處理好，大家覺得還是應該由CDC自己把指揮系統整頓好，「不要到部長旁邊來。」郭指出，衛福部一度想另設中心，但是弄不起來，仍以CDC指揮中心為主。
之後中央於新店大坪林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度發生NHCC是否要納入的爭議。研考會堅持整併，並認為NHCC因本位主義不想納入。郭旭崧表示，後來證明獨立出來是對的，因為颱風、地震等災難，災防中心開設有時是短短幾天，但疫情卻可能持續非常久，H1N1時，指揮中心前後開設了303天，應變方式不一樣，所以NHCC最後單獨運作。（楊舒媚）
和平封院教訓，設立霸王條款
硬體只是表面，郭旭崧認為，真正讓指揮中心有靈魂的是三套法律：第一為《傳染病防治法》；第二是《災害防救法》規定的「生物病原災害」列屬為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其他災害；第三為《緊急醫療救護法》。
「這是靈與肉的關係！」郭表示，蓋一個地方很簡單，但誰賦予你權力？郭旭崧說，NHCC根據法條授權，變成握有行政權力可以指揮別人。他指出，當年SARS，台灣因和平醫院封院，究竟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下令吵半天，和美國現在中央與地方吵架一樣，都是大選前一年。
那次經驗發現指揮體系規畫得不清楚，於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訂定「霸王條款」，4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郭旭松說：「所有疫情決定只能由中央做，地方都給我惦惦。地方假使不照中央的指揮做，中央還可以接管。」（楊舒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