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武漢肺炎）衝擊全世界，隨著疫情持續蔓延，不僅民生經濟屢受影響，也讓藝文界面臨真正的寒冬，除了台北國際書展、金馬奇幻影展、文化創意設計博覽會、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等官方、指標性活動停辦或延期以外，民間喊停的展覽、演岀活動更不在其數，藝文產業工作者紛紛面臨斷炊危機。
對此，文化部提出15億預算作為紓困、振興，其中11億為首波藝文紓困補助，已於本月18日開始申請，除了針對藝文事業外，也因應藝術工作者多為獨立接案的特性，開出自然人申請管道，並從寬認定，申請文件不限於正適合約，舉凡任何提及工作內容、時間地點與報酬的形式，如電子郵件、手機訊息，皆可做申請。
然而，看似方便的程序，背後其實凸顯台灣藝文產業長期以來的諸般弊病，藝評人吳牧青便形容，現在的情況，就像平常沒生病，不會知道身體有多糟，一發病了，才知道原來自己肝不好、胃一直有問題。
無固定雇主、沒有簽約習慣 更有人怕丟工作不敢簽約
藝文工作者缺乏保護的第一病灶，便是合約長期以來付之闕如。根據藝創工會2019年勞動調查顯示，各類型藝術工作者中，僅行政與策劃展評論工作者，有較穩定的雇傭情況，其他各類型僅不到兩成有明確勞雇關係，其中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工作者，更僅有5%、6%，顯示台灣藝術工作者多為無固定雇主、接案為主的工作生態。
在承攬案件上，合約的簽訂與否，是最基本的工作保障。但根據同份調查指出，各類型工作者中，具有簽約習慣者，多不超過4成，藝創工會也指出，不少受訪者都表示曾因沒有簽約，在業主臨時取消案子時，無從索取賠償，更常有人擔心拿不到案子，因而在沒談妥契約的情況下便接案，卻在後續遭遇業主欠款，或因報酬計算方式模糊而導致爭議的情況。
對此，吳牧青指出，沒合約是普遍狀態，更有些人可能是別人案子的下包，像是藝術家辦個人展，包括影片、視覺設計、策展論述、行銷宣傳，這些工作都可以外包出去，但不一定都有合約，或者通常是位於權力核心的人，如導演等主創團隊才會有合約，他下面的人不一定會有。
藝創工會理事長蔡坤霖則表示，工會已經設計幾款合約範本，放在網站上供會員使用，資方發案件時，常會說他們沒有簽約的習慣，但合約不一定要由甲方（即雇主）提供，乙方（受雇者）也可以提，如果對方質疑法律效益，這份合約已經有工會律師審閱過，會員甚至可以回來請律師幫忙看，而像他自己就親身提過2、3次，「會說因為希望能促成這筆交易，所以我提供合約，也允許對方審約。」
除了鼓勵會員簽約外，蔡坤霖說明，工會目前也持續到大專院校、機關團體進行講座，「最終還是得從年輕人下手，不要讓藝術科系學生一出社會，就覺得不簽約是常態」，他說明下一步希望去跟畫廊、場館方做推廣。
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秘書長黃佩蔚則認為，這場疫情對藝文界，或許是個痛定思痛的機會，「以前覺得有（合約）也好、沒有也好，現在才會知道重要性。」
黃佩蔚說明，合約其實是態度問題，在紓困補助連電子郵件都可以被認定的情況下，哪怕只是通信確認工作時間、地點、薪水也好，不一定要拿出白紙黑字的制式合約，「重點是你能不能在工作之前，確認自己的權利跟義務，這是態度問題。」
不過，即便紓困條件從寬認定，對於口頭協議，仍然難有作用，但這卻也是藝術工作者接案常有的情況，黃佩蔚便指出，資方最喜歡打電話談案子，但這種其況下，除非特別錄音，否則事後根本拿不出證據，所以最好是打電話後，寫個訊息確認一下細節，她也像藝術工作者喊話：「如果有個天災讓你血本無歸、知道以後要簽合約，也是有所得啦。」
「補助應該更有選秀意味」 藝評人嘆公門思維被「獲補率」綁住
從疫情爆發，到藝文紓困方案初見端倪以來，藝文界不乏有「擴大、從寬補助」呼聲，但吳牧青認為，這凸顯台灣藝文生態，已經太習慣仰賴獎補助的事實。
吳牧青指出，藝術家慣性把獎補助當成經費來源，「可是其實補助，應該是市場能量沒那麼夠，是補本來市場動能還沒跟上的部分，或是不一定馬上有商業化支持的方向。」
吳牧青並認為，補助應該更有「選秀」意味，因為本來應該是獎勵性質，公部門不該一直拉大補助範圍，強調來申請幾件、最後補助幾件的「獲補率」，卻造成獲補助名單裡，最好的計畫、剛好達到門檻的計畫，獲得的資源差不多，反而造成比較好的團隊，無法再獲得條件提升，「何況如果拉大補助範圍這麼有效果，藝文圈不會這麼多互相壓榨的事。」
對此吳牧青舉例，像藝術工作者常常彼此交換，你幫我做什麼、我幫你剪輯影片，這些活動其實都有經濟價值，只是過去被隱藏起來，「當他沒變成交易現實的時候，其實都是在壓榨每一個實際的生產力」，他也同意，這些交換行為，也常落入沒有明確合約認定，而在遭遇延期、取消後無法求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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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保險公司不想管、受保人身分難認定 藝術保險卡關多年
勞動權益不佳、仰賴補助是長久問題，對此，藝文界也不乏討論，必須增加保護機制，其中設立藝術工作者專屬的保險機制，便是一項討論；根據藝創工會調查，除行政類型工作者外，大多數藝術工作者投保勞工保險比例皆不滿5成，勞動保障長期匱乏。
黃佩蔚指出，一般勞工有失業給付，如果藝術工作者就像一般勞工，那只要申請補助就好，不需要再有紓困方案，但像失業給付要提供離職證明，補助規模則是離職前3個月薪資的6成，藝術工作者常沒有雇主，薪水也不固定，這就是難度，她呼籲，文化部要跟勞動部要對接討論，就算疫情結束，這些事還要繼續進行。
蔡坤霖則指出，藝術保險一直以來不能成立的原因，過去是受限於沒有利潤，因此沒有商業保險公司願意開設，對此藝創工會認為，可以走如農、漁會的模式，畫廊或者場館的收益、獲利，撥補一定比例的經費，再加上公家補貼、藝術家提撥，並透過基金會或組織管理，成為全台灣共同的藝術家保險基金。
怎麼認證誰是藝術家？身分認定問題難解，工會、證照、加密貨幣都成討論選項
然而，要設立保險制度，藝術工作者的身分、資格認定，在普遍無雇主、多自行接案的情況下，也成為困難。
「到底誰來認證誰是、誰不是所謂的藝術家？」黃佩蔚便以證照模式指出，如過去劇場技術人員協會，曾意圖推廣技術人員證照，但如果證照不等於職業保障，那它有什麼強制性？而像本來就很資深的燈光師，誰來認證他適不適任？
而若從工會模式來說，黃佩蔚表示，如美國有數個平行工會，工作者可以自由選擇加入哪工會，並由工會擔任類似經紀人的角色，負責發案、接案、撥款，要找人也要透過工會，工會間也不會削價競爭，但這也是市場夠大，才可以這樣。
吳牧青則期盼，未來或許可以透過網銀等新興金融模式，達到更積極性的認定，因為藝文工作者的損失，並不像農民的風災受損那樣明顯，所以需要更積極性作為，而新金融很適合處理藝術工作者彈性、非典型的勞動型態，希望像是邀稿、無償授權收入等行為，都能被認定。
此外，對於文化部匡列4億為振興抵用券預算，吳牧青認為，一次性的抵用券沒什麼用，如果能設計類似代幣、加密貨幣的流通機制，並指定於哪幾類消費可以使用、經過幾次轉手才能兌換新台幣，不但可以有乘數效應，也可以統計流向，更清楚藝文產業樣貌，如消費者以代幣去場館買票，場館再以代幣支付表演團體，表演團體以此付燈光師酬勞，如此會成為很有效的藝文普查，也更有利於保險制度的設計。
蔡坤霖也表示，工會目前也在規劃，跟西方主要的藝術組織討論，如何建立藝術鑑價制度，以及藝術家保險、認證的設計，期盼透過瞭解西方模型，並透過國內調查數據，塑造出台灣藝文環境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