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日，在義大利北部宣布封城一周後，義大利單日新增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達到三五九○人，死亡三六八人。這一幕彷彿看到了一個半月之前在感染峰值來臨之前的武漢。
西班牙單日死亡人數也近三百人。到三月十五日，義大利的感染死亡率已達七．三％，超過湖北省的四．五％。
歐美沒對疫情可能傳來做好準備
義大利死亡率為何如此之高？問題本身超出了一個專欄可以回答的能力，但以常識推測，至少有四個原因可以追究。
一是封城、隔離措施不徹底，在義大利北部地方剛剛宣布封城時，仍有居民上街抗議封城措施。
二是防護措施不完善，從諸多網路影片可以看到，許多居民雖然遵守人與人之間保持適當距離，但仍然相互交談。
中國已有的研究結果顯示，新冠病毒除了直接傳播、接觸傳播外，也可以透過氣溶膠形式傳播，病毒在氣溶膠上最多存活三小時，在鋼上則能存活十三個小時。因此，僅僅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不限制面對面交談的措施，能發揮的防疫效果是很有限的。
第三是義大利的醫療體系在短時期內難以應對突發的疫情與成群的病人，這與武漢在疫情爆發高峰期的情況很相似：在沒有分級診療前，輕症患者或者非新冠病毒的其他呼吸系統疾病的病人入院檢查很可能造成院內交叉感染，重症患者則是因為得不到充分的醫療資源而死亡。
最後是人口高齡化問題。不同的統計來源顯示，中國的人口中位數年齡約為三十八歲，而義大利約為四十七歲，這意味著義大利感染的人群中，老年人口比例將高於中國，這個特定人群也是更容易被感染和致死率較高的群體。
歐美國家許多媒體已經開始反思，在中國甚至東亞疫情爆發時，歐美各國並沒有做疫情可能傳播至本土的準備，這導致西南歐與美國如今的驚慌失措。
歐美社會在應對新冠病毒時展示多樣化的政策措施：美國推出公私合作（PPP）形式的檢測措施，主要的連鎖便利企業提供檢測點，居民可以在車上接受採樣檢測；英國則推出「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這一飽受爭議的措施；瑞典不再統計新冠病毒確診人數，歐洲多個國家與美國已經在實際執行減緩（mitigation）而不是遏制（containment）的策略。
在美國，無論支持川普（Donald Trump）的媒體怎樣美化他的措施，川普必須要為過去三年多對公共衛生部門（如美國疾控中心、國立衛生研究院等機構）因預算被裁減而導致的應急能力不足而負責。川普直到上周還在將新冠病毒與普通的流感類比，明顯擔心新冠病毒導致經濟衰退而影響今年的選情。
應對首發於中國傳染病的新啟示
最先從中國爆發的新冠病毒被世衛組織（WHO）宣布為全球流行病，在二十一世紀發生的全球流行病中，此次疫情呈現了與過往不同的特殊性。
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已成為世界大國，中國居民的國際交流頻率也史無前例，但中國人均醫療資源的全球排名與它的經濟總量全球排名並不匹配，它的資訊透明度也與其他世界大國相去甚遠。
二○一五年爆發的MERS主要在中東地區傳播，○三年SARS雖然也最初在中國爆發，但彼時的死亡人數相比此次疫情較少，而且國際傳播的範圍有限；與爆發在非洲的伊波拉病毒相比，雖然目前死亡人數少於伊波拉，但前者主要發生在非洲，新冠疫情則造成了全球大傳播。
唯一能在傳播廣度上相比的是○九年首先發生在墨西哥的H1N1流感。但與H1N1不同的是，那時美國政府被指責應對不力，而新冠疫情在湖北的大爆發則與前期官方壓制疫情資訊有關。
這為未來全球應對首發於中國的傳染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提供了新的啟示：從中國的全社會動員能力與疫情爆發後的國家能力來看，中國的控制能力綽綽有餘；但由於新聞自由受限制、官僚體制對專業人士的壓制而導致疫情得不到及時應對，中國未來發生類似情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所謂的「吸取教訓」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否則一次SARS就足夠了。因此，當國際社會發覺中國在傳染性公共衛生事件有地區性爆發的苗頭時，就應及時做充足的準備，畢竟今天的中國與○三年時的全球足跡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應對全球疫情時，歐美國家也應自我察覺，放下各國不同的政體差別，有些努力在任何一個政體下都是正確的。
歐美應借鏡亞洲國家
比如增加對公共衛生差的國家投入並提高醫療服務體系的效率、加快建立全球流行病的國際資訊分享機制，特別是對一部分過於自信的歐美專業人士來說，向亞洲國家學習經驗並不是一件沒有尊嚴的事。
最後，像歐美國家看待全球暖化一樣，要意識到在已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發生在任何一個域外國家的疫情都有可能成為全球流行病，沒有任何人可以隔岸觀火。（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