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南韓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途徑最為接近，兩地也一直互相比較與競爭。而至今為止，就人均所得增進的程度而言，兩地的發展成績仍可說是戰後後進地區之最。同時，兩者也被認為是後進發展型國家的代表性典範，而兩者也都差不多同時從1980年代開始了民主化的階段，都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政治轉型的歷程。
至今，如何評價兩者發展型國家轉型的成果？如前述，就此方面而言，台灣的轉型稱不上成功，而下文將呈現，南韓發展型國家的轉型是比較成功的，在各種轉折過程中，南韓較能維持政策的發展取向，使得產業升級成效較為優異。
第一章的表1.2呈現了台韓等東亞四小龍從六十年代以來的年均GDP成長率，可觀察到四地在1961至1990年這三十年內，處於工業化初期的高速成長期，而在1990年代以來四地的經濟成長都開始趨緩，尤其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而中國大陸則是從改革開放後至今仍處於較初步的高速成長期。
戰後初期台韓發展模式的比較
如前述，就經濟成長率做比較的話四地差異雖然有限，但是，1990年代以來，新加坡的表現在各個時期中都居於領先地位，而南韓次之，台灣在各時期則幾乎皆居於四小龍的末位。同時，更關鍵的是台灣經濟比較缺乏動能，投資比例較低，且不像新加坡與南韓皆能維持發展取向，持續性地施行具有前瞻性的產業政策。因為新加坡有其城市國家的特殊性，在此將聚焦於條件相當的台灣與南韓進行比較。
一般而言，戰後初期台灣與南韓推動發展的模式高度相似，差異主要呈現在產業結構上的不同，即產業政策中是由何種企業擔任主角的差異。南韓最終採取了政府支持財閥的發展策略，而國府則是採取較為平衡的三管齊下的做法，即國營企業—民營大企業—中小企業各有角色。而這策略上的不同部分源於戰後初期兩地相關條件上有著相當的差異。
如前述，戰後初期國府具有高度的危機意識，這危機感一方面帶來了嚴酷的政治鎮壓，另一方面則使得國府高度關注分配的問題。國府因而採取各種措施，促使發展成果能夠較平均地分布，使得所得分配較為平均（見附錄中的附表3）。例如國府在農村的土地改革大幅提高了自耕農的比例，日後也利用各種措施提高農戶的非農所得，壓低城鄉所得水準的差距；公部門的薪資結構相對扁平，上下差距不大；雖壓抑勞工運動，但容許甚至適時推動實質工資持續成長；扶植中小企業及勞力密集產業等。
若拿台灣農家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與非農家的數值相比較，其比例從1960年代至今，都在七八成左右，是極少數能夠將城鄉差距維持在較低水準的後進經濟體。這當然是依靠非農業所得的成長，從1969年起，台灣農家每戶所得中，來自非農所得的比例，就開始超過農業所得了。此處無法詳細討論這些措施，不過因為中小企業的角色較受矚目，以下將就此稍做探討。 （相關報導： 日本南韓又鬧翻：1965年恢復邦交後頭一遭，兩國相互暫停簽證效力 ｜ 更多文章 ）
在戰後初期，南韓李承晚政府很快就將接收的日產幾乎全面私有化，以當時條件而言也必然多是低價出售，這些企業就成為戰後財閥體制的基礎。在1960年代，朴正熙靠軍事政變上台後，開始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時，財閥已有相當規模，因而促使他採取了和財閥緊密結合的政策路徑。尤其是他在1970年代大手筆推動重化工業時，將發展不同產業的重任分別交給不同的財閥，並承諾政府將給予長期的支持。當財閥不斷擴大勢力範圍時，中小企業的空間必然受到擠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