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倘若有一個最值得被記住的名字，一定是李文亮。
二月六日晚上李文亮的死訊，掀起了整個中國網路強烈的輿論海嘯，且前所未有地喚起了不同階層乃至政治立場的民眾巨大憤怒。
短短一夜，李文亮去世在微博上的閱讀量高達六．七億，更帶動了不少人直呼「我要言論自由」。
只是提醒親友都不行
李文亮被很多中國網友稱為「吹哨人」，其實這個表述不算準確。他並未像當年ＳＡＲＳ時期的蔣彥永那樣對外媒「通風報信」。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在微信群發出有關華南海鮮市場疫情訊息的本意，是想提醒醫生同行，但卻因聊天紀錄流出而被武漢警方以「在互聯網發布不實言論」訓誡。他亦是武漢公安局官方微博於今年元旦所通報的「被依法查處」的「八名散布謠言者」之一。
做為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的李文亮，最終因在疫情一線感染而殉職。他生前被武漢警方傳喚時所簽下的訓誡書，在社交媒體被憤怒的網民轉發。
人們難過，源於李文亮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他只是恰好是醫生，提早知曉了一些該被警醒的危險，並試圖在小範圍內提醒身邊人。他甚至都談不上格外勇敢，就已因言獲罪──這也意味著其實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都有可能成為李文亮，喪鐘為所有人而鳴。
有人在朋友圈裡寫：「我們如此難過，不僅因為一個人離世的悲傷，是我們做為平庸的個體，感到自責與無力，更是因為我們手中早已什麼都沒有。」
群情激憤，只因李文亮的距離太近，就像身邊一位普通朋友某日發來善意提醒，卻招致如此悲涼結局。言論自由的意義一夜之間清晰到讓人無路可退，浩大災難面前，許多平日不問時事的民眾都在朋友圈發聲，敦促武漢警方向「造謠者們」道歉。
「記住」變成唯一可做之事
更有網友仿照香港反修例運動時的五大訴求，提出應撤回對李文亮的訓誡、撤回所有刪帖命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疫情涉事官員責任等五大訴求。
憤怒徹夜延燒，一波對「言論自由」的呼籲席捲全網，不乏有人開始轉發〈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這首歌。
然而這樣激烈的民眾情緒在中國的現實情境之下，並未指向線下的集體抗議。人們義憤悲鳴過後，大都清楚自己無法走上街頭、無法為李文亮和其他「造謠者」們做得更多。如同一位微博網友所說：「我們會記住他，記住他吹響過卻消散的哨音……」「記住」變成唯一可做之事。
民意沸騰的出口，是在疫情隔離下，各自家中點燃燭光、為李文亮吹響口哨。在北京通惠河旁，更有人寫下「送別李文亮」，並躺進雪地用身體印下了一個感嘆號。
雖然李文亮之死在許多普通人內心點燃了一簇火苗，但對更多「李文亮們」的記憶，卻仍被官方以微妙的方式抹去印記。
李文亮頭七之日，很多人轉發了一篇題為〈造謠者：一九九五至二○二○〉的回顧文章表達紀念，文中提到一個個造謠者的名字，皆是中國土地上曾被噤聲的故事──在河南省級血站工作的王淑平、走訪愛滋村的高耀潔、ＳＡＲＳ時的蔣彥永、毒奶粉事件裡的結石寶寶父親、溫州動車追尾事件的王青雷、鴻茅藥酒事件的譚秦東……，這些不同年代的「造謠者」都曾試圖傳播某些真相，也都付出了相應代價。
而該文章很快地也從網路上消失。一個荒誕的現實是：人們一邊紀念著敢於講真話的李文亮，很多「真話」卻又隨時被刪帖，難以在公共視野中長存。
「宏偉集體」和「強大靈魂」難感人
官方媒體希望人們記住的是疫情中的眾志成城，可惜效果看起來往往適得其反，甚至被全網吐槽。譬如《長江日報》發布的〈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就讓大量網友咋舌，大家不但沒有為文中頌揚的「宏偉集體」和「強大靈魂」而感動，更疑惑為何要荒腔走板地將武漢與奧斯威辛相提並論。
同日，《武漢日報》則刊出了一篇〈流產十天後，武漢九○後女護士重回一線〉，許多人質疑：「有需要去樹立這樣的典型？要鼓勵所有醫護都這樣極端犧牲嗎？」
類似的逆行者歌頌，幾乎每天都鋪天蓋地布滿媒體與微博。
二月十五日，「每日甘肅網」發布一則題為「剪去秀髮，她們整裝出征」的內容，更配上了甘肅省婦幼保健院馳援湖北的女性醫護集體被剃成光頭後落淚的影片。自媒體「Epoch故事小館」發表文章〈請停止用女性的身體，作為宣傳的工具〉，指出這根本不該是動人的宣傳典型，女性不該被做為催淚工具犧牲與消費。文章迅速成為現象級洗版文章。
人們感到憤怒的是，疫情中做為個體的女性醫護們之眼淚、頭髮和流產都可以成為犧牲與奉獻的標的。而無法獲得尊嚴的自然不只是女性，更是無數的個體。
公眾愈來愈難再為各種「正能量」而感動，一方面是許多媒體報導的價值觀本身畸形，另一方面則因為「我們的社會本應該安置好每個人」，病人也好、醫護也好，都該獲得更體面的對待。
而如果整個社會能做得更好一點，就能讓「李文亮們」口耳相傳的民間訊息流通得更為暢順，或許普通百姓就能早做準備，而不至於在災難面前求助無門。
就像湖北電影製片廠導演常凱，他的父親、母親、姊姊、妻子全部感染肺炎，除去妻子仍在重症監護中，一家四口都已離世，兒子則因在國外留學逃過一劫。
這種近乎滅門的悲劇整日都在上演，但人們在讀到他生前的遺言時仍然感到字字泣血。
他遵從政令留守在家，但從大年初一開始，家人就相繼發病，輾轉多家醫院一床難求，失望之極只好回家，最終因為錯失醫治良機，父母至親都沒有扛過去──而這是每個普通人都可能面對的災難。
常凱的遺言裡說自己「位卑言輕」，「哀求哭拜」醫院毫無用處。而能活著讀到他字句的人，與他的差別或許只在於幸與不幸。任何一個人身處封城之後的漩渦中央時，都命如草芥毫無還手之力，這也是整場疫情中最讓民眾寒心自危之處。
多數人心境仍是一片焦土
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武漢人，每一個人，也都可能是李文亮。在相似的處境或是命運關口，沒有人能置身事外逃出生天。大國崛起的紅利被生命不斷殞落重挫過後，疫情留給中國人的精神傷痛，遠比那些死亡數字更驚心動魄。即使湖北之外的確診病例連續十幾日下降，多數人的心境仍是一片焦土。
可以想見的是，太多傷痛在短期內根本無法被平復，中國人會記得的不只是李文亮，更是這些日子以來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