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得知消息，香港著名報人羅孚因病去世，終年93歲。對於這個人，很多人都提到他是寫了「你一定要讀董橋」的那個人，是為大右派聶紺弩編了舊體詩集的那個人；再遠一點，在五六十年代，他在自己負責的《新晚報》上催生了查良鏞（金庸）和陳文統（梁羽生）武俠小說，他還是周作人在香港寫稿的三個著名接收人之一（另外兩個是曹聚仁和鮑耀明）。
但他引起讀者的關注，還因為一本《北京十年》。因為身陷一樁至今沒有答案的案件（被判美國間諜罪），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在北京住了十年，只能用「史臨安」的化名。這件事在大陸文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香港著名文物商人許禮平前兩年便在其蘋果日報的專欄裡重提此事，披露了當年事情發生後，廖承志、夏衍、黃苗子等政界文化界人士所做的努力。許在文章中提到，他在2010年曾經讓黃苗子出具一紙證明，記錄當年聽到羅孚被抓時一些文化人的言論，這份經過修改的黃苗子證明謂：「記得一九八二年羅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詢之廖承志同志，答謂在調查中。隔數周後，再和廖公談及此事，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記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羅孚的兒子羅海雷2011年則在香港出版了《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
無論是許禮平的證明，還是羅海雷的著作，都沒有揭開羅孚「北京十年」的謎底。很重要的一點便是：羅孚一直保持沉默。
因為他的身份，遠遠不止是著名報人。
羅孚1921年生於廣西，從《大公報》做起，後來在香港工作。羅孚是被稱為「香港左派」的那一撥人，在鼎革前後，這個稱呼基本上指的是左派文化人。
這撥人當中，既有北上參加政治協商的文化人，也有返回廣州著手輿論建設的左派報人，當然也包括羅孚這樣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在1967年香港著名的「反英抗暴」中，《新晚報》等左派報紙，便是與《明報》開戰。這場運動實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被稱為「香港的文化大革命」，港英政府則稱為「六七暴動」，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這是香港百年來政治歷史上重要的一筆，就以當年開戰雙方後來的身份變化，也可以看出其深刻性——當八十年代「史臨安」蟄居京城，正是金庸被大陸奉為上賓時。羅孚就是在那時寫了《金色的金庸》一文，其中述及「反英抗」，記得他特別提到左派報紙的社論、評論往往都不能暢所欲言（而由金庸親自撰寫的明報社論是如何暢快深刻，可以想見）。他不能暢所欲言的，還包括在六十年代時，不能繼續刊登周作人的文章，連原因也不好明說，只好拖了下來。
「北京十年」期間，羅孚也在某種自我約束之中，他寫了大量文字，介紹香港文化，但是，說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他是那個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其風格像是某種教養，也像是某種紀律。從「國破山河在」，到翻天覆地的新中國，不能說沒有某種理想，然而，正如蘇聯30年代被迫害而死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所聽到的官方議論「砍倒大樹必然濺起木屑」一樣，誤差與不公正同樣存在，同樣存在於夢寐追求的社會中。歷史的深刻在於，時間改變固有的看法，當「史臨安」埋首寫下《北京十年》時，回首往事，歷史的吊詭又豈止我們這些讀者感受到？
香港是一個熱詞，而羅孚則是一個一直在被冷處理的人物。就知識份子這個群體而言，他被「冷處理」（一定程度上也有「自行冷處理」）這個前後過程就值得研究，正如在現當代知識份子群體中，舒蕪是一個不容忽視、值得研究的人物一樣。他可以映照出很多東西。去年，金庸出版了他在明報上寫的社論《明窗小劄》，這不僅是香港歷史的一個注腳，也可以說是瞭解金庸的注腳。收錄了黃苗子「證明」的許禮平《舊日風雲》一書，也有關於「反英抗暴」過程中被當成「木屑」、被誤傷的一些人（可參見我在大家的專欄《一個香港文物商人的回憶》）。
但最能為左派文化人、為昔年的羅孚畫出時代背景的，應該是一個叫蒙敏生的香港攝影師，他的《香港的另一面》用照片記錄了從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六七十年代的左派運動，人物、事件，無一不追隨大陸的革命運動。從這些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接受歷史的不合理。也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某些即時評判的單調性，以及無與倫比的自信。只有這些過去的人和事可以增加我們的成熟，不為別的，只為急於評判的事情也有來龍去脈。
「小檔案」：
羅孚，原名羅承勳。1921年生於廣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報》，先後在桂林、重慶、香港三地《大公報》工作。任香港《新晚報》編輯、總編輯。編輯過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的《文藝》週刊。以絲韋、辛文芷、吳令湄、文絲、柳蘇等為筆名，發表了大量的散文、隨筆和文論、詩詞等。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詩話》、《西窗小品》等，編有《聶紺弩詩全編》、《香港的人和事》等。
＊作者為詩人／媒體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EI1XtP，責任編輯：賈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