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民進黨是開闢戰場的高手，馬英九則不是慢半拍可以形容，最近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民進黨已經轉進核四公投戰場時，馬政府還在舔食反服貿學運留下的傷口，兀自喃喃自辯「到底誰下令血洗國會」!
談政治人物的領導能力，大約可分三個等級，上焉者可以開風氣之先，如開創社會福利的德意志首任首相俾斯麥，及建立新政的美國總統小羅斯福。他們都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不但待變而且可以御變。
中焉者如美國總統詹森，在前任的甘迺迪被暗殺後，趁勢凝聚民氣讓民權法案過關；或是最近去世的西班牙前首相蘇亞雷斯，在獨裁的佛朗哥去世後，一舉讓西班牙民主化，還政於民。
這些中型領袖有時候比第一流的領袖更令人敬佩，因為他們不見得是魅力型領袖，但卻能靠著意志力，扮演歷史催生婆的角色，為更民主更進步的社會作出貢獻。他們即使生前遭到誤解，但歷史終有一天會為他們平反，詹森這幾年在美國翻身，足為借鏡。
對自己的legacy一直念念不忘的馬英九有沒有可能進入這個等級呢，即使現在只有個位數的支持度，歷史是否終有一天為他平反?坦白說，在後太陽花學運的今天看來，不論反服貿運動對台灣是危機還是轉機，馬政府顯然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當然也就沒有掌握因此而來的機會。
例如，在太陽花學運退場後，民進黨馬上提出核四公投議題，同時要求和馬政府溝通對話，並主動提議將選舉與核四公投脫鉤；到目前為止，馬政府則是冷峻以對，行政院長江宜樺在國會殿堂駁斥民進黨「視公投如兒戲」，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就降低公投門檻，但對自己不支持的兩岸協議則提出最嚴格的4分之3高門檻。
江揆的回應未必不合理，畢竟，民進黨一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忽而對抗、忽而和解，主旋律令人捉摸不清，甚而，在民進黨高層頻頻放話談溝通的同時，他們在國會的議事杯葛，絲毫未鬆手，馬江政府保持戒心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執政終究不可能靠論辯定輸贏，坦白說，江揆口才便給，國會議員少有出其右者，但是執政者勤於口舌之爭，可能會贏了論辯，但卻輸了戰役。
例如，江揆批評民進黨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即使只有三人去投票，其中二人主張廢除、一人贊成，就算兩比一也通過廢除核四，這樣的說法是理論上有可能，但事實上不可能。江宜樺去年提出核四公投，力駁在野黨的鳥籠公投說，難道不是相信只要經過審議的民主程序，核四公投要超越過半公民出席的門檻，並非不可能嗎！江揆在力辯在野黨的同時，卻也否定了昨日之我。
當然，否定昨日之我的不只江揆，民進黨不但在「是否退回服貿」一事變來變去，同樣的，他們也一度搖擺於「直接停建」及「核四公投」之間，只是，當對手提出有利於國家的主張時，執政者卻執著於要將對手打回原形，這不是太迂腐就是太權謀，或者兩者兼具。
就一個評論者而言，如果馬江政府是出於權謀的原因不願與在野黨溝通，那我只能無言以對；相對的，如果馬江執著於要釐清在野黨的誠信原則，堅持要為自己過去幾年在反對黨手中吃的虧平反，這是極不負責的。
韋伯的責任倫理說也許已經是常識了，但對政治人物而言，提醒再多次也不嫌多，那就是，責任倫理就是政治的倫理，甚至是唯一合法的政治倫理。既然要對人民負責，就不能只管自己的靈魂是否得救，當然更不能只是要和反對黨逞口舌之快。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日前勸馬英九不要對王金平黨籍案上訴時說，「失去政權是最大的不道德」，坦白說，如果馬英九認為不上訴將毀壞政黨制度，我覺得這是一個言之成理的理由，即使可能失去政權也值得一試。
相反的，如果為了個人的義憤或權謀，就刻意或不慎流失朝野溝通的大好機會，對於一個想要留下legacy的政治人物而言，這絕對是比失去政權更不道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