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立場，簡單說，堅持學運的根本價值在其「基進性」。那一年，真湊巧，一方面我正隨John Rawls教授讀民主理論，另一方面，清大教授傅大為剛好到哈佛來訪問．他們兩人對我形成這個立場，從不同方向有了很大的影響。
「基進」二字，就是傅大為對radical的特殊翻譯，平常在中文裡，我們一般將radical譯作「激進」，但傅大為從字義與觀念上更精確地解釋了這個字，radical不必然激烈，真正重點在於「徹底」，一路追究到底。
學生運動必須「基進」，否則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學生擁有的，是自由不受特定利益與政黨牽扯的身分，以及對於知識真理追求的責任，其他人顧慮工作、牽絆私利、擔心生活，不得不做各種妥協，無法徹底堅持是非，因而如果學生不能將問題問得更徹底，不能提供別人提供不了的深刻答案，那為什麼要有學生運動？如果學生要求的，不過就是社會上已有的要求，學生提出的答案，缺乏思想的深度，又憑甚麼企求別人滿足他們的要求？
我用這個標準，批判九０年「野百合學運」，批判我自己親密的思想戰友；二十多年後，我仍然遵照自我堅持的「運動倫理」守則看待學生運動，仍然用同樣的標準，衡量批判比我整整小了一代的運動者。
「佔領立法院」事件發生後，三月20日我就去了一趟立法院現場，當時運動其實就已經沒有受鎮壓的危險了，後來發生了「三二三」的衝突，於是又等了兩天，我才寫下第一篇文章，問「甚麼是『協議』？」
這篇及後續的文章，都發表在最支持學運的『蘋果日報』網站上，而不是反對學運的『中國時報』，因為對我來說，這是「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重點在於學運必須「基進」，必須不偷機不取巧地先找到明確的思想合法性立場，說得更明白些，我支持學運，但我從良心上不能支持「不及格的學運」。
事情的演變，雖然表面上看帶頭行動的是學生，然而「群眾運動」的性格遠勝過「學生運動」，就像當年施明德帶頭的紅衫軍，是一場反映社會情緒的「群眾運動」一樣．然而學生的理想性，學生的知識與論述建構，學生的前瞻性想像，更重要的，學生的「基進」認真用心在哪裡？沒辦法，我的背景、我的記憶，使我只能用這樣的高標準來檢驗學運。
＊作者為知名作家，廣播節目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