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來看，很多當年的教改爭議，已無爭議之價值，因為時代已變，潮流在變，心態也隨之調整，社會也跟著變遷。就像這幾張不可能的圖形，爬樓梯爬爬爬很辛苦，卻又到原來的地方。這三角形不可能有這樣的圖形，可畫出來了，怎麼不可能。魔鬼音叉看得很痛苦。假如不尋求整體均衡的話，把圖其中遮一下，就不會覺得那麼難過了，所以局部均衡是可能的。
類似的討論，像是阿羅（Kenneth Arrow）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與羅伯特蒙代爾、保羅庫魯曼在1999年提出的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 Trinity）。不可能匯率固定、資本流通、國家財政政策又穩定，但是任何兩種同存是可能的，這就是局部均衡。
積極面的改革
國勢與高教互為犄角之勢（如美國一流大學與歐洲柏林大學及維也納大學，在二戰前後之變化，全世界一百大有80所在美國，1950年代以前諾貝爾獎得主大約有20個在歐洲大學，之後要一個諾貝爾獎要好幾十年）。所以台灣應利用國家力量走入國際架構，國家要有責任協助大學走入國際，建立國際指標觀。沒有美國國勢的強壯，也沒有美國今天的大學。
台灣教育應在兩岸與國際脈絡下做好定位，經常做好國際比較，不能在國際競賽中出局。台灣要有國家的國際指標觀，當為台灣之競爭指標國家，像是中小學教育應該找芬蘭、日本做指標國家；高等教育要找荷蘭、南韓，不要找美國跟日本，這兩個國家太大了，台灣沒有必要跟它們拚。當我們設定這些國家為競爭對象時既未高估亦不低估，實乃因台灣現在各級教育的水準足以與上述國家一拚，但台灣必須嚴肅的設定國家目標，好好了解對方之運作機制並啟動教育內部之實質交流，不能流於紙面作業。
調整多元學歷與職業觀。這比較難，美國總統歐巴馬就很羨慕德國，因為它們有60%的就業人口來自高中職，瑞士有40%幾，奧地利有50%幾，美國差不多有20%幾，台灣看看有沒有10%幾。但是國家要付出代價的，因為德國不太在意計較大學淨在學率偏低。但其國家與企業花錢投資未來，將雙軌職訓當作經濟而非教育問題。德語系國家（如德、奧、瑞士德語區）實施雙軌職訓，就業人口中以高中職部分居多。
關鍵時刻下的人才培育與攬才留才問題。人才培育的三種觀點：前百分之一才是真正重要的這就是國科會、中研院、很多高科技部門認為這很重要；我們的老朋友南方朔說土狗興台論，台灣經濟發展都是當年沒出國的人搞出來的；施振榮說人才已在那邊，要給環境，水漲船高就會跑出來。
釐清教育與學習的目的。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到那裡，就學到那裡。一個大學學位四年，可我們的一生有很多四年。我就覺得我畢業後學得比以前還多，我以前高中喜歡文學與詩歌、大學到了台大歷史系變成王健壯的學長、我馬上又轉系到心理、在大學副修數學；後來做研究需要自修幾何光學與到國外進修神經科學；因為參與九二一重建和桃芝風災救災，我要了解地震地質氣象與防救災、還要知道預算決算與控管；後來到教育部、大學，要學部會與大學行政。因此，我們應該要讓學生知道他們有很多四年。
再來，要帶來改變，對學習者是教養與科學知識（廣義）的改變，對事情是改善進步。如教科書內容的改變，是隨時代與知識狀態而調整，如放入DNA、基因的數目、重力與光的彎曲、紅外移與宇宙擴張、量子力學與奈米科技、全球氣候變遷等項，這是教育內容的正常調整，不應該當成教改，除非是將演化論改成創世論，放在課本中。
還有，學習與教育是要面對未來，所以需開放與時代及跨國交接，但本地歷史文化及社會家庭觀念是有限的因素，永遠要在這兩者間均衡。
＊作者為中國醫藥大學校長、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原文選自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最新出版《決定台灣的２９堂課》，原題為：〈教育改革與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