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觀點:英國對歐盟說再見,「接下來呢?」

2020-02-04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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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晚間23點01分正式脫離歐盟,進入為期11個月的談判過渡期。(AP)

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晚間23點01分正式脫離歐盟,進入為期11個月的談判過渡期。(AP)

英國終於結束了延續三年的脫歐歹戲,於1月31日對「結婚」47年的歐盟說再見。英國民眾百感交集,倫敦街頭有人為「離婚」慶祝,也有人為此哀傷;英國媒體也因立場不同,各種評論五味雜陳。《衛報》(The Guardian)在頭版抛出的標題是〈英國脫歐之日會怎樣,接下來呢?〉(What happens on Brexit day and what comes next?)最為醒目。真是大哉問!讓人印象深刻。我想不僅英國,歐盟其他國家也都想知道問題的答案。

依照1947年時任比利時總理史派克(Paul-Henri Spaak)的說法,促使西歐統一運動的主要動力是:西歐國家對蘇聯二戰後對外擴張的恐懼,以及美國經援歐洲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史派克即致力於建立一個政治與經濟統一的歐洲。因為歐洲國家受到戰火的洗劫,無力維持歐洲的權力均勢;於是,當美蘇兩極政治形成後,歐洲國家認為,除了依附兩強之一外,唯一的生存與發展之道,就是加強本身的團結與合作。蘇聯的行徑讓歐洲心生畏懼,故不會成為它們的選項。因此,它們選擇依附美國,並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

美國前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在提出經援歐洲的計畫時就認為,「歐洲人的事,應由歐洲人採取主動」,美國扮演的角色只是協助起草一個歐洲計畫來訴諸行動。由史派克等人發起於1949年5月成立的「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目的就是使這個組織,為西歐朝向政治融合邁向第一步,最終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自始就反對賦予歐洲組織超國家的功能。英國各政黨領袖認為,將英國主權併入一個新的「歐洲理事會」組織,會妨害英國在國協中的特殊領導角色。由於對歐洲整合過程存有疑慮,因此不論是「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俗稱共同市場),或是「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英國都沒有興趣加入。直到1973年英國才「入歐」,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儘管加入歐盟,英國始終與它維持若即若離的關係,英國沒有加入《申根公約》(Schengen Agreement),也未放棄英鎊而改用歐元。回顧上述的歷史背景,足以理解英國今日脫歐,並不是一項「即興創作」。脫歐派認為,擺脫歐盟的束縛後,英國就能夠以一個獨立國家的姿態,擁有對外貿易的決策權和對外談判的主導權

但英國脫歐前仍有一段過渡時期,所謂「剪不斷理還亂」,不是說「脫」就能「脫」得乾乾淨淨,英國必須考量如何維繫和調整她與歐盟之間的既存關係,這是英國在過渡期間的當務之急。尤其是,英國當初入歐是基於經濟利益考量,脫歐後也必須盤算一下經濟方面的利弊得失。

英國脫歐:蘇格蘭要再辦獨立公投,以留在歐盟(AP)
英國脫歐:蘇格蘭要再辦獨立公投,以留在歐盟(AP)

歐盟是全球整合程度最緊密的單一市場,2017年占英國出口總額的44%。英國脫歐後,須設法續簽既有協議,或運用WTO條款進行貿易活動;但直到2019年2月,只有七個國家與英國延續既有貿易協議。於是,英國寄望於一向支持脫歐的美國總統川普。「美英一家親」,川普的支持看似理所當然,但外界認為,第一,川普將英國脫歐視為對美國經濟的一大利多,而且他一直期待有一份潛在的美英自由貿易協定。第二,川普認為歐盟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英國脫歐對歐盟的打擊將增加美國的籌碼,使其更容易從一個被削弱的歐盟獲得經濟讓步。第三,川普對歐盟持懷疑態度,蔑視多邊機構,傾向於用雙邊方式處理外交和貿易問題,這使得脫歐的基本理由類似於他自己的政治主張。

川普曾表示,脫歐後,美英「可隨心所欲展開新的貿易協議談判」;但從脫歐後川普提出的自貿協議大綱看,英國必須做出重大讓步,因為實力是談判的後盾,英國發現沒有歐盟的加持,以其經濟體量和消費市場,無法和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討價還價。

把英國脫歐拿來和兩岸關係比較,看來是有些「不倫不類」。但主權問題是英國脫歐的一項重要考量,而主權爭議也正是造成兩岸關係緊張的主要因素。兩岸分治四十餘年,主權爭議曾使雙方關係處於「雞犬相聞、不相往來」的狀態。隨後兩岸交流能順利進行,甚至讓雙方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的協商對話管道,主要歸功於九二共識的「創造性模糊」,讓兩岸因擱置爭議,而有各自活動的一些空間;但當兩岸互動進入「深水區」後,雙方的主權爭議就浮上檯面。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希望以深化兩岸交流,促進兩岸融合,進而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但他提出的「兩制臺灣方案」,卻關閉了模糊的空間,也使蔡英文總統能以「守主權、護民主」的訴求,成功勝選連任。

一般認為,蔡總統連任,臺灣會面臨對岸的「極限施壓」,包括經濟層面。但參選國民黨主席的郝龍斌日前接受專訪時卻表示,與大陸交往應堅持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若大陸沒有善意回應,甚至如果大陸堅持不承認中華民國,那「我們就不需要跟大陸交往」,在通郵、通商、通航方面,可以重新考慮有沒有必要繼續下去。此語一出,朝野皆感錯愕,有那麼嚴重嗎?堅持主權是必須的,但有必要拿「三通」來換取對岸對我們主權的認同嗎?

當初中共大力推動兩岸「三通」,其中當然不乏政治考量,故臺灣有人視其為一種「統戰」;但在權衡利弊得失得後,我方也只得打蛇隨棍上,而且還是歷經陳水扁和馬英九兩任政府的決策過程。事實顯示,「三通」創造了兩岸「互利共贏」的局面,大陸從臺灣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幫助大陸走向現代化。現在對岸抛出「31條」和「26條」對臺措施,與其說是「惠臺」,不如看成是「回饋」。兩岸互通有無,不應受政治因素的干擾,更不能做為任何一方政治談判的籌碼。

脫歐是英國人民用選票做出來的選擇,「接下來」如何,英國選民就必須概括承受;同樣的道理,臺灣以民主的方式選擇了自己的國家元首,接下來就必須共同面對因此受到的內外衝擊。但無論如何,政治人物無權替人民作主,拿「三通」做為人民必須付出的代價。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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