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利曼曾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還可能是二十世紀晚期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是個自由意志主義者與自由市場支持者，相當仰慕撰寫《源泉》（The Fountainhead）與《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的怪異小說家艾茵．蘭德。他曾擔任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與其他世界領袖的顧問。傅利曼於一九七六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並訓練出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將他的想法散播至其他大學與商學院。
傅利曼在《紐約時報雜誌》那篇知名的文章中寫道，企業經營者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為股東獲取最大的利益。傅利曼寫道，執行長不該為「提供工作、消除歧視或避免汙染環境」而操心。公司的高階主管沒有為所欲為的自由，他們只是股東僱用的員工。如果他們是在閒暇時間，用自己的錢做慈善工作，那是沒問題的。但在工作時，他們必須責無旁貸地為股東獲取最大利益。
當時傅利曼已經因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全球暢銷書《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而聞名，他在該書中表示，政府應該減少干預，讓自由市場自己解決問題。他在一九七〇年發表的文章，更進一步表示：政府不僅不應該干涉企業，企業也不該覺得自己有義務執行社會責任。
實際上，每間公司都有多方利益相關者—顧客、員工與社會大眾。與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相反的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它主張公司的服務對象不應僅限於股東，而是應該含括顧客、員工與社會等構成成分。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萊克（Robert Reich）在二〇一四年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傅利曼成名前的年代，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被人們視為良好的概念。萊克寫道：「嬌生公司曾公開聲明，它的『首要責任』是對病患、醫師與護理師負責，而不是股東。」萊克並引用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董事長法蘭克．亞伯拉罕（Frank Abrams）在一九五一年的公開聲明：「管理階層的工作，是在各方利益相關者—股東、員工、顧客與社會大眾—的訴求之間維持公平的平衡。」然而，不久後將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傅利曼，卻表示執行長不該關心員工或社會，還寫道，那些為員工與社會操心的執行長在「鼓吹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驚！毛骨悚然！但人們很快便接受了傅利曼的學說，並視為經營事業的正確方法。被灌輸了這種思想的新一代工商管理碩士，紛紛進入業界成為一九八〇年代垃圾債券（junk bond）、融資收購（leveraged buyout，或稱槓桿收購）與敵意併購（hostile takeover）狂潮的推動者。
當然，華爾街喜愛傅利曼學說，因為根據傅利曼的說法，他們才是唯一重要的人。傅利曼的論調對各家公司的執行長而言，工作也變得簡單許多，他們只要擔心如何達成季度目標及提高股價。此外，執行長們還找到了從這種安排中得利的方法，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將他們薪酬與股價掛鉤，然後想辦法讓股價飆升。
讓股價上漲的方法非常多，不幸的是，大部分方法都與壓榨勞工有關。你可以挪用退休基金，和那些退休後必須靠這筆錢過活的人搶資源。你可以砍員工福利，幫員工保廉價健保，以及逼他們每月多繳一部分保費。你也可以遣散勞工，把工作外包到印度和中國。
其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減薪。根據《哈佛商業評論》雜誌的報導，自一九七〇年—傅利曼發表文章那年—以來，普通勞工的時薪每年只成長了〇．二％。在一般情況下，生產力提升，勞工薪資也該跟著上漲，二戰後的美國便是如此，直到傅利曼的文章改變了這個趨勢。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數據顯示，在那之後，儘管生產力成長了七五％，薪資卻只成長九％。中等收入的勞工薪資幾乎沒有長足，只多了六％；衝擊最嚴重的是低收入勞工，儘管生產率持續飆升，他們的薪資竟下降了五％。
過去，勞工能透過工會守住薪資，但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工會會員人數與工會密度急遽下降，部分原因是立法改革。在今天的美國，只有一一％的勞工加入工會，相較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少了一半。勞動歷史學家雷蒙．霍格爾（Raymond Hogler）表示，勞工運動（labor movement）是「負責讓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過上好日子的組織」。但現在，過去促進勞工運動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本能，開始出現一種文化上的轉變。在二〇一七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近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期工會在未來幾年將變得更衰弱，並失去影響力。
然後，網際網路普及化，所以事情都加速了，就像《星際大戰》（Star Wars）中的飛船以光速前進。原本就信奉傅利曼信條，致力於剝削勞工、壓低薪資的公司，現在有了更強大的新武器：外包。到了二〇〇〇年，我們擁有能夠快速全球連結、自由通訊的軟體，以及每十八個月就會翻新一次的電腦效能，於是資訊科技與後勤工作轉移至印度，生產製作外包到中國。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六年間，印度的GDP翻了五倍，中國的GDP從一兆美元飆漲至十一兆美元，而同樣的十六年間，美國的GDP只成長了三三％。
巧合的是，我很早就看到了外包的發展趨勢。二〇〇一年，傑夫．伊梅特剛當上奇異公司的執行長，《富比士》雜誌（Forbes）派我去採訪他。那時，網路剛起步，網站也非常原始，大部分的人透過緩慢的撥號數據機上網。然而，伊梅特卻已經能夠展望未來，並清楚知道網際網路將變得更完善，而他可以如何將部分業務移到海外。伊梅特興奮地告訴我，他打算將奇異大部分的資訊科技與後勤工作外包到印度，以提高奇異公司的利潤。「網路能讓我們大幅重新調配資源，」他對我說，「這可是大事。」那麼，屆時被遣散的員工又該何去何從？我們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不過，在接下來的十五年裡，奇異解僱了六萬五千名美國勞工，而且公司似乎特別針對有加入工會的員工，他們占了裁員的三分之一。奇異現今在世界各地的員工人數總和，與二〇〇〇年的人數差不多，大約有三十萬名員工。但是結構已經改變了，二〇〇〇年時，奇異公司有超過一半的員工是美國人，如今美國人只占三分之一。
正如我在第二章所提過的，在許多方面二〇〇〇年是十分重要的轉捩點。美國郵政署（U.S. Postal Service）僱用的人數在一九九九年達到巔峰，當時的員工有將近八十萬人，之後郵政署員工人數開始下降，減少了三六％，只剩大約五十萬人，和一九六七年的規模差不多。製造業也在二〇〇〇年轉了個奇怪的彎，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減少，到二〇〇〇年直接一落千丈，美國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六年間裁掉五百萬名製造業勞工，人數減少了三〇%。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失控企業下的白老鼠》。作者丹．萊昂斯（Dan Lyons）為小說家、新聞記者兼編劇。曾任《新聞週刊》（Newsweek）科技編輯、《富比世》（Forbes）科技記者、HBO影集《矽谷群瞎傳》（Silicon Valley）編劇，也是歷來最紅部落格「賈伯斯的祕密日記」（The Secret Diary of Steve Jobs）作者。萊昂斯經常為《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GQ》、《浮華世界》（Vanity Fair）、《連線》（Wired）和《紐約客》（New Yorker）等重要媒體撰稿，著有《老子賺翻了》（Options）、《獨角獸與牠的產地——矽谷新創公司歷險記》等書。現居麻州溫徹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