銜前總統李登輝之命與中共祕密交涉的特使曾永賢，於一九九二年在北京會見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談論美國對台軍售F-16戰機情事。
楊尚昆跟曾永賢說：「該批評還是會批評的！」楊尚昆手指著坐在一旁，負責中共對台情報的獨臂將軍、總政聯絡部長葉選寧說：「今後你就跟這個人聯絡。」
曾入日本共青團與中共地下黨
日本《產經新聞》於今年初刊載《李登輝秘錄》中披露這段祕辛，但國安會前副秘書長張榮豐跟《新新聞》說：「目前已公開的報導都還有很多錯誤。」曾永賢十二月三日以九十六高齡與世長辭，並未填補兩岸密使這段祕辛，張榮豐感慨亦告別這位參與兩岸談判的好搭檔。
曾永賢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早年負笈日本，返台後加入中共地下黨，被捕後於調查局從事匪情研究。曾永賢與留日的李登輝早年都曾參與中共組織。李登輝執政時任命曾擔任國策顧問，統籌大陸事務，並專責與中共總政聯絡部執行密使溝通任務。
深受左派思潮影響的曾永賢，到日本勤工儉學，加入日共的共青團，在早稻田大學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當年台灣人大多讀醫科，很少讀社會科學。
曾永賢在《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書中憶述，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打工，每周進入禁書庫一次，看不少馬克思、列寧的書。「我比較不喜歡馬克思的著作，反而列寧的著作看得比較多。列寧談論戰略、策略，較能與革命行動密切結合。」
曾永賢受到二哥曾永安的影響很深。曾永安就讀早稻田大學期間加入日共，自認是左派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延安才能代表中國人民。二戰後，曾永安不想回到國民黨統治的台灣，決意前往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並成為日共與中共的溝通管道。
後來兄弟各奔前程。一九五○年駐日盟軍清洗日本左翼，曾永安協助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避居北京，之後定居天津從事國際情報事務，直到文革後病逝中國大陸。
被三七五減租「消滅」的台共組織
曾永賢則回到台灣「搞革命」，最後遭當局逮捕「自新」，並被安排到調查局國際情報系統任職。曾永安在中國大陸的親屬，後來還為曾永賢引薦南京軍區高層，成為兩岸密使的「牽線人」。
四六年春，曾永賢在台灣從宣傳活動和群眾運動開始，出版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先鋒》刊物；四九年成為職業革命家，在苗栗出版期刊，記錄並傳播《新華社》消息，後來認識從事台灣左翼運動的謝雪紅。
二二八事件時，曾永賢加入謝雪紅成立的「二七部隊」政治部，製作文宣並在火車站、學校散發，與國民黨軍隊對抗。曾永賢憶述，謝雪紅最後拋棄了他，他一覺醒來發現謝雪紅留下字條，說要另謀生路，他們只好率部隊翻山越嶺回到東勢山區繼續抵抗。
四七年五月，曾永賢加入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會，後成第二代領導人。他朝幾個方向開展工作，包括以謝雪紅為跳板，利用日治時代農民運動的基礎，收編脫離組織的來台共產黨員，發展組織。但因中共對台灣情況不瞭解，加上國府推行「三七五減租」，使得台共組織發展失敗。
曾永賢於五二年在苗栗的山區基地，被已經叛降國民黨的中共前南方委組織部長、後成為調查局情治人員的郭華倫誘捕。
其後曾永賢在調查局接受轉化教育，並專心投入「匪情研究」工作，在新店青潭薈廬資料室工作三十七年，成為當代中共研究專家。
曾永賢回述歷史時說，研究匪情首先看走路和站位的順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絕對不會錯亂，這項參考依據稱為「排名學」。中共領導人一旦被貶失勢，馬上就會被換下來，這方法到現在還是很管用。
三一○辦公室為操控兩岸密使管道
曾永賢相當關注中共在台灣的內應情形，要留意共產黨內部鬥爭和表裡不一的作為，以及「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真面目。他說自己絕不是「反共八股」和「恐共病」的人，「這是長期研究中國共產黨，尤其是對其地下黨活動的深入瞭解後所得出的想法和結論。」
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接下大位。李登輝與江澤民執政時建立兩岸密使管道，張榮豐、曾永賢扮演兩岸密使的關鍵角色。張榮豐透露：「當年他跟曾永賢在總統府共用一個辦公室，對外招牌是國統會，對內稱為『三一○辦公室』。」
據瞭解，李辦與江辦之間，蘇志誠與曾慶紅擔任特使，是指揮調度的核心樞紐；實際執行任務，則是由兩岸當局指定的小組負責，台灣由曾永賢、張榮豐主導，大陸則由中共元帥葉劍英之子、總政聯絡部長葉選寧負責。
曾永賢所負責的任務，則是與中共幕僚進行政策理念的實質溝通，包括終結動員戡亂時期、規畫新加坡辜汪會談、海基會海協會的對口機制。
先聲明「不會打到」的飛彈危機
資深記者王銘義在《波濤滾滾》書中披露，九二年秋，北京玉泉山九號樓招待所內，統籌中共對台情報的葉選寧，對密訪北京的曾永賢說：「兩岸問題在老一輩都在的時候比較好談，如果你哥哥曾永安不要那麼早過世就好了，兩岸問題，現在就你們兄弟來談了！」
外傳兩岸密使相會的玉泉山九號樓，在文革末期曾是葉劍英和華國鋒等召開會議、粉碎「四人幫」的最高司令部。但熟悉內情的張榮豐透露，當時會面地點並不是在玉泉山九號樓，而是在西山十五號樓，「當年雙方對話機鋒處處，曾永賢並沒有神情緊張，雖然沒帶相機記錄，但後來對岸有送來合影照片。」
據日本《產經新聞》刊載《李登輝秘錄》指出，曾永賢在九三年以後曾於香港、澳門、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地與葉選寧或其部屬進行會面，一年大約見兩次。而雙方會談的議題，除了圍繞在國家大事，也會針對台灣參加奧運會等事務，與中共官方進行祕密協商。
據《李登輝秘錄》報導，九五年七月，曾永賢在家中接到來自中共高層的「極機密傳話」，立刻驅車趕往總統府。因李登輝六月應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邀請演說「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引發對岸強烈反彈，揚言不惜動武。這通機密電話預告對岸雖將發射飛彈，但不會波及台灣本土，台灣不要貿然軍事報復，讓李登輝鬆了一口氣。
兩岸祕密溝通尚未解密
兩岸密使從九○年代初持續運作到九九年七月李登輝提出「兩國論」才結束。兩岸當局所授權的祕密溝通，對兩岸相互瞭解與政策認知，也就是「相互摸底」的溝通對話，對後續政策的規畫與擬訂的確曾發揮正面效應。
曾永賢於二○○八年卸下中華歐亞基金會職務正式退休。他對人生的心路歷程，收錄在國史館出版的《從左到右六十年》一書，但並未觸及外界最好奇的兩岸密使內情。在李辦與江辦之間的兩岸密使管道，至今尚未解密。據張榮豐轉述，曾永賢生前跟他說：「就由你（張榮豐）留下紀錄了。」
曾永賢小檔案（1924～2019）
出生地：苗栗銅鑼（客家人）
學歷：苗栗第一公學校、千葉縣明倫中學、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
經歷：1946年加入日本共產黨的共青團、1947年加入中共台灣省工委會、1950年進入中國大陸、1953～1990年調查局自新人員、1992年在北京密會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開啟兩岸密使管道、1994年任中華歐亞基金會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