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更貼切的說是隨著時間一年年的流逝，我成了某幾家收容所的常客。我指的當然不會是環境惡劣的收容所，這應該不用解釋大家都懂。我會選擇真正尊重我們流浪者以及當地遊民的機構過夜，例如卡瑟爾的救世軍收容所我就很喜歡。這家收容所早自九○年代初期就沒有大通鋪，每間房最多容納四個人，還提供一餐正餐，供應的伙食也不會讓人聯想到豬吃的餿水。
大多數的急難收容所都破爛得嚇死人，要是不曾在這些地方吃過午餐，大概就無法理解我對救世軍收容所的讚美。當然，所謂的食堂也不是五星級餐廳，所以當時的員工不時抱怨馬鈴薯煮糊了或蔬菜煮爛了。但是直到今天，很多收容所供給遊民吃的食物好像是在告訴我們：我們連煮糊的馬鈴薯或煮爛的蔬菜都不配。反正我們不是普通市民，而屬於最低賤的層級，所以食物的品質通常也是如此。我的盤子出現過發黴的蔬菜，我聞過醬汁發酵的酸臭味，唯一的肉則是附著於筋骨的一丁點肉絲。
要嚥下這種東西簡直是在跟自己的尊嚴和生存權拔河。不管是在善良或是沒那麼善良的市民眼中，我們就是一群拒絕工作的人、不要臉的騙子，卑鄙地坐享公共福利將他們的納稅錢吃光光。要是不用養我們這群人，就買得起更多夢幻商品了！ 我們是多餘的人。不，我們甚至只是閒雜人等中的邊緣人，就是因為這些想法導致某些惡劣的市民打死街上的遊民。
我在「福利事業中心」經歷的是另一種形式較為緩和的攻擊，他們用爬滿蟑螂的床還有餵豬吃的餿水羞辱我們。到底為什麼會有我們這種人？對啊，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遭遇挫折而一蹶不振，答案就是這麼簡單，有些人則是被陷害的。如果人類還稱呼自己是人類並活在一個有人性的社會，就不能對這些人視而不見。
我在旅途和收容所聽過許多令人震懾的悲慘故事，堪稱是最殘酷無情的命運。很多人跟我一樣背負著童年或少年時期遭受的暴力經驗，帶著悲傷的心情度過每一天。他們的遭遇吞噬了他們的活力。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從創傷中復原，而是繼續蜷曲著身體，為曾經遭受或即將遭受的打擊擔心害怕。有些遊民在過去的前半生曾經擁有成功的人生，甚至什麼都有了：漂亮的房子、幸福的家庭和乖巧的孩子──接著卻遭逢劇變。
我曾經在漢諾威（Hannover）某家糟糕的收容所遇到一名大學教授，大通鋪裡的教授躺在自己的行軍床上，手裡緊緊抓著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的柏拉圖著作。他的妻子和兩名小孩在一場車禍中喪生，從此以後他便一蹶不振。為什麼教授在接受心理諮商和治療後還是無法重回正軌？更何況他還有一份好工作？我不知道為什麼。至於那些死也不肯丟給教授和遊民一分錢的路人，他們難道又知道些什麼了？
我認識朱利安（Julian）的時候他還沒滿二十歲，他和我一樣小學都沒畢業。朱利安很瘦，從十二歲開始就露宿街頭。他是為了躲他爸爸才逃走的，他爸把他虐打得體無完膚。奶奶收留了他，卻無法和他好好相處，所以朱利安又從奶奶那裡逃跑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朱利安的爸爸要打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爸會吸毒，他媽媽也吸毒，她靠賣淫勉強湊出買毒品的錢。朱利安不知道為什麼父母會這樣。他後來就逃家了，遍體鱗傷的他為了生活選擇賣淫，短短幾年後就染上愛滋病。
還有拉爾夫（Ralph），他是路德維希港人，所以我其實可以在萊茵河對岸向他招手。他年輕時過著普通的市民生活。他的父母（媽媽是醫生、爸爸是工程師）供他念大學，他念的是歷史和外語。我認識他時，他的人生已天翻地覆，酗酒讓他的房子、賓士和幾萬元的存款都沒了。他還對精神用藥成癮，例如勞拉西泮Lorazepam，德文是Tavor）和利瑞卡（Lyrica），他把這些藥當小熊軟糖吃。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他離開正軌，我只能用猜的，我們不談這個話題。他曾經順口提到哥哥很早就過世了，他說這件事的時候我看到他的眼瞼在顫動。十四歲的時候他失去哥哥，父母則在他四十歲的時候過世。聽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但是旁人又懂什麼？
我是二○○二年夏天認識拉爾夫的，從此以後我們就一直保持聯絡，直到二○一七年六月他過世為止。當時我們兩個湊巧流落到聖馬汀之家（Haus St. Martin）的同一間四人房，聖馬汀之家是路德維希港的一處遊民收容所。我很快就察覺到拉爾夫的身體狀況很差，但是只要一聊起音樂，他人就重新活過來一樣。我們都是重搖滾（Hardrock）迷，音樂就是把我們倆黏在一起的膠水，「這個音速一定突破震波了！」這是他的名言，我非常同意這句話。
拉爾夫對露宿街頭沒什麼概念，我便提議他跟我去流浪，所以拉爾夫就成了我的徒弟，雖然他的年紀比我還要大上幾歲。我們往北走，這個夏天我們在不同的農場打零工，幫忙收成、清理馬廄和修理物品。我們運氣很好，因為抵達費爾登（Verden an der Aller）時收容所客滿了，所以社工轉介我們到另一家宿舍，兩間單人房每晚只要十歐元。這家宿舍的宗教色彩很濃厚，神父原本晚上想找我們一起喝個菊花茶、做做禱告，他很失望我們寧願走去鄰近的加油站買啤酒喝。當我們再度踏進宿舍時，這位善良的基督徒因為聞到我們身上的酒味而面露難色，儘管如此，他還是忍住性子沒有教訓我們，只是警告我們舉止要收斂一點。
我們當然乖乖遵從神父的話，有這麼好的住宿場所，就算我們不用奉承他，也沒必要挑釁。隔天晚上有一場足球賽，這場比賽對拉爾夫很重要。雖然我對足球一點也沒興趣，我還是陪他一起看電視轉播。拉爾夫對我最喜歡的橄欖球運動一竅不通，我不會錯過任何橄欖球賽的轉播，只是電視台很少播出橄欖球賽。如果有的話，拉爾夫也會和我一起蹲在電視機前看比賽。我們發覺，即使彼此如此不同，還是能夠和平共處。
當我們抵達漢堡（Hamburg）並在這個海港城市遊蕩幾天後，我們又兵分兩路了，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我們兩個都獨自一人習慣了，所以也繼續獨來獨往。但是往後的每個生日我們都一起慶祝，也會不時打電話給對方。有時候我們也會相約在彼此路線的交會點碰面，我們之間產生一股穩定的連結，在這段關係裡我們不必擔心被背叛。我們之所以保持聯繫，也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方式無法和他人建立深度的社會關係。我們不用個人的豐功偉業評價對方，注重的是相處時彼此的言行舉止，而這也是我評斷他人的標準。
但是這種判斷標準也不是百分之百準確。例如克勞斯（Klaus）就是個凶惡的傢伙，打從我第一眼看到他就是如此。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對我大吼：「媽的你最好給我滾出去，你是在看什麼看！」我覺得自己並沒做錯事，但是我也不覺得這種挑釁言詞是在歡迎我。我跟他巧遇好幾次，有時候是在不同的收容所，有時候是在不同的城市。見過幾次後我漸漸發現，他的凶惡其實是一襲保護自己的外衣。這傢伙心裡到底有多害怕啊！ 當我們第四次或第五次同桌時，我才認識克勞斯的另一面。他是個善良、親切又樂於助人的人，他會和我分享最後一分錢和最後一塊麵包，甚至願意另外找住宿地點，就為了把收容所的最後一張床讓給我。
我流浪的這些年（我先是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東部的新領土遊歷，然後便浪跡天涯），遇到的無數社工人員也令我印象深刻。這可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因為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可都不簡單（雖然如此，我們依然是各不相同的個體）。全身散發惡臭的人、有暴力頃向的人、想自殺的人、有竊盜前科的人、自怨自艾的人，和動不動就發怒的人……社工人員每天要和我們這些人相處真的很辛苦。很多社工根本就不和我們打交道，其他一開始或許還抱持熱誠的社工，久而久之若不是變得愛挖苦人、就是覺得事不關己，他們要不是自己也是酒鬼，就是一點內涵也沒有。不過漢斯－彼得（Hans-Peter）卻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例子。他是卡瑟爾救世軍收容所的管理員，我和他已經認識二十五年，長久以來他始終如一。他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他的耐心彷彿沒有用盡的一天；他會仔細聆聽你說話，不會硬對你說教；就算你從來沒跟他提過你的難處，他也能理解你的掙扎。
第一次遇到他是我離開曼海姆的時候，那時候的收容所叫做威廉－奧斯特萊之家（Wilhelm-Österlein-Haus）。他的眼神非常親切，親切得將我團團包圍，即便現在，每當我回想起這一幕就會不自覺熱淚盈眶。當時的我有點驚訝，因為我不習慣被同情。我根本是個陌生人，才剛來到這裡，但是我有一種被接納的感覺。他站起身來，伸出手和我握手，向我介紹收容所的格局後就帶我走去餐廳。這裡的伙食是工作人員自己煮的，遊民則負責幫忙。幾年後，當我第二次到訪收容所時，發現原本的多人房已經改為雙人房，建築物的外牆也重新粉刷過，現在的外觀就和裡頭的氣氛一樣和藹可親。漢斯－彼得一樣坐在入口的管理室。他這個人，不管是天真善良的人或愛說風涼話的人都會說他是好人，而他真的是個好人。
＊作者理查‧布洛克斯（Richard Brox）1964年生於德國曼海姆，小時候是問題學生，在兒童之家成長，20歲時成為孤兒。1980年代中期戒毒後，在街頭生活了30年。待過遊民收容所、戒毒所，曾喪失求生意志。後來架設遊民資訊網站，獲得廣大迴響，本文選自作者所著《吾業遊民：一個德國遊民血淚拚搏三十年的街頭人生》（聯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