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專文：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粗定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循環為用。

我想從幾個事件說起。幾年前我與一位留學英國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為什麼還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群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群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我所說的成日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中，即有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但是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曾經有人說，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伯林莫屬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頁的小冊子《刺猬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1953），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傳誦最遠。

有一本伯林的傳記說，當時英國頗有人擔心他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利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Archilochus）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後來柏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偶然發現用「刺猬」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猬與狐狸》為標題印成小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相關報導： 熱情是一輩子的深耕：《恆毅力》選摘(2) ｜ 更多文章 ）

在談論中激發火花的例子，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西方簡直是不可勝數。十九世紀末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為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裡。譬如維也納的 Cafe Griensteidl 咖啡館就有包括了褚威格（Stefan Zweig,《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作者）等大人物們。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會影響，與別林斯基（V. G. Belinsky）為中心的文藝圈子是分不開的。我對二十世紀初，海德堡城中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家的「週末派」（Weber Circle），一群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在一起談論，也感到印象深刻。後來韋伯的一個學生移民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書，而留給我們一份相當生動的記載。在「週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樣的大學者（像盧卡奇，Gyorgy Lukacs），甚至還包括一位後來的德國總統。

再回到維也納。林毓生先生說，一九二○至三○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群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海耶克、Eric Voegelin 等大師。

綜合這些「一群人把一個人往上頂」的事例，我有一種感觸。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

二○○○年代初，我因為特殊機緣，有機會參與許多研究計畫的審查，我覺得各種審查會中有兩種氣氛隱隱然在競爭著。一種認為申請計畫的計畫書中所寫的，應該與後來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種觀念則認為如果做出來的成果皆在計畫書的預測中，這種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會太多。我個人所取的態度是「因其已知，發現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設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許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計畫之外的。線性的推進很要緊，但是從旁邊撞進來的東西，也不能小看。歷史上許多「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發明（如Ｘ光），也不一定是從縱向的、線性的推衍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縱、橫交叉，與自己原先的構思方案不經意碰撞、引會的產物。我願意把這一點提出來，以供有意營造富有創造力的學術環境者參考。 （相關報導： 熱情是一輩子的深耕：《恆毅力》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天才為何成群地來》（允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