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黃色葉片眩目無比的秋日九月，位於美國伊利諾州的芝加哥大學已有陣陣涼意，比起柏克萊加大或哈佛大學，這裡的氣溫低得多。亞熱帶臺灣的氣候型態已經離李遠哲一家四口越來越遠。
李遠哲全家從住了十八個月的劍橋市遷移過來，搬進芝大南邊的助理教授宿舍區。一位助理教授鄰居七月就搬來，稱讚道：「我芝大的聘期從八月才開始，我說我七月會搬過來，雖然到七月底才搬來，但是芝大從七月初起就給我薪水了，福利真好。」
李遠哲聽了淡淡一笑。本來八月就要到芝大任職，但是答應赫許巴赫教授在哈佛大學多留一個月幫忙，就事先通知芝大會遲至九月才到任。陰錯陽差的是，後來哈佛只需要多幫忙到八月中旬，八月薪水沒有著落，但他仍需付清一整個月房租才能搬離劍橋市；而搬來芝大需支付八月全額房租，卻領不到芝大八月的薪水。搬家似乎總是讓李遠哲吃了些虧；儘管如此，他也沒想爭取什麼，泰然處之。
鄰居好心提醒他，學校安排他們住的宿舍位在貧民區，當中僅二％人口不是非洲裔，而這二％少數人口都是芝大教職員。
夜半，不遠處槍響驚醒了睡夢中的李遠哲，他起身到窗邊查看，紅亮亮的警車車燈一閃一閃射向漆黑的街道，是警察正在追逐嫌犯。「不能看！不能看！危險！」吳錦麗使勁欲將他拉離窗邊，深怕他被流彈射中。
白天，李遠哲開車載吳錦麗去買菜，開到市場的停車場時，一名手持長鐵棍的非洲裔男孩跑了過來，壓低聲音說：「先生，你有零錢嗎？」
李遠哲夫婦迅速交換眼神，到底該給錢還是不該給？給了錢，男孩就會離開，不給，等兩人離開車子去買菜時，男孩很可能砸車洩憤⋯⋯該怎麼做？
對於教育，吳錦麗自有一套原則：「縱使只是零錢也不能給。給了，他以後會養成搶劫的習慣，這不是好的教育。」她堅持由李遠哲留在車裡看守，自己下車去市場買菜。男孩沒有得逞，一會兒就不見蹤影。
從遷居芝大校區起，治安確實是李遠哲全家的隱憂。學校的一棟棟校舍被馬路隔開，與其他公私立建物共存於城市中，校區內不僅有師生，還有市裡各行各業的居民。
為了預防師生遭遇危險，芝大建議的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是要求每位教職員隨身口袋放十美元現鈔，萬一遭遇搶劫，就把十美元給對方以求保命。
李遠哲上班時就這麼做，倒是沒有發生過意外。而且，他晚上離開實驗室前，都會在窗內張望許久，確定門外無可疑人士才會離開，謹慎應對。不過，有一天，他的一位學生神色慌張進到教室，一問之下，是在路上遭一名少年搶劫，學生還沒把錢拿出來，又有一名青少年追過來警告少年：「我告訴你好幾次了，他看起來只是個窮學生，別跟他要錢。」學生因此脫困，驚魂甫定。
另一位學生的哥哥讀芝大時總說：「大家都說芝大不安全，其實不會的，我在這裡念了那麼多年，也沒有人向我要過錢。」不料，畢業後穿著西裝回到芝大就被搶了。
連來訪的外校教授也經歷了莫名其妙的遭遇。
曾有一位非洲裔教授前來芝大演講，下公共汽車後，因為沒帶手錶，主動詢問一位路過的老先生：「你知道幾點了嗎？」老先生當場脫下手錶就逃了。這位教授拿著手錶來到教授俱樂部（faculty club），無奈地說：「我剛才碰到一位老頭子，我問他時間，他居然給我這個⋯⋯」
由於李遠哲大多數時間都在學校，而吳錦麗每天上午、中午、下午都要步行接送五歲的李以群與兩歲半的李以欣往返幼稚園與托兒所，使得她總是提心吊膽。兩人商量後，決定留意新住處，等到一年租期過後就盡快搬離此區。
正因李遠哲全神貫注於科學研究，理家育兒責任都由吳錦麗一肩扛起。
每天晚上，李遠哲回家陪妻兒吃完晚飯就趕回實驗室，凌晨過後才返家就寢；他上午八、九點起床時，孩子們已經上學了。於是，孩子在家或學校成長的點點滴滴，大半是吳錦麗在就寢前或早餐時轉述，他可以說是個「不常在場」的父親。
「半夜到凌晨四點之間是一天唯一能讓我獨自安靜思考的時間，一些創新的想法、做不完的工作都在這段時間做，然後才去睡。等到睡醒時，孩子已經去上學了，所以，我常覺得我很自私。」李遠哲自承。
為此，吳錦麗想盡辦法增進父子間的相處機會與感情。
例如週末時，吳錦麗會為孩子們準備小小的便當，讓孩子們帶到李遠哲的實驗室。李以群喜歡在實驗室角落閱讀，而李以欣則模仿李遠哲畫設計圖、拿鐵鎚與板手敲敲打打，非常逗趣；吳錦麗也偶爾幫忙整理雜亂的室內。
當研究工作越來越忙碌時，李遠哲也不見得能帶孩子去實驗室了。有時候他答應週末帶孩子出門，不料實驗室儀器出了問題，他非得趕到學校親自解決，惹得孩子們滿臉盡是失望。「這樣不好，孩子們會覺得父親是一個不可信的人，」吳錦麗於是準備一個口袋妙計，每次李遠哲失約，她就帶孩子們去附近的科學與工業博物館（The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館內有許多小工具和自己動手做（Do it yourself, DIY）的小實驗，孩子們總是玩得很開心。
耶誕節時，吳錦麗按照孩子們向耶誕老公公許下的願望購買了需要DIY的禮物，等到李遠哲從實驗室忙碌整天回到家，她就趁孩子入睡時拿給李遠哲組裝。他總是拿出零件組裝成機械小汽車等禮物，熬夜完成後放在耶誕樹下，第二天清晨就會聽見如小鳥般蹦跳雀躍的孩子們喊著：「爸爸！媽媽！真的有耶誕老公公呢，祂昨天晚上把我們許願的禮物送來耶誕樹下了！」
其實，李遠哲與孩子們相處的時光，遠多於父親李澤藩當年花在每個孩子身上的時間，但是吳錦麗仍覺得不足，她很羨慕赫許巴赫教授親自教導孩子所花的心思，「赫許巴赫教授的小孩要學習太陽系，他就把家裡房間布置成太陽系，還掛上月亮與九大行星，一個個教孩子認識；孩子學小提琴，他也跟著學。」
然而，充滿濃厚社會主義情懷的李遠哲卻認為，「教育很重要，而且，別人孩子的教育與自己孩子的教育一樣重要；別人把他的孩子交給我，我也必須盡教育的責任來好好培養他。」
雖說如此，教育畢竟是百年大計，無論如何，李遠哲再忙都會和吳錦麗討論孩子們的文化、教養、人格培養和教育方針等，一起作主。
有時候，李以群在家裡會翻轉地球儀，找到太平洋西岸那座形似番薯的小島後興奮地說：「這裡就是臺灣！」這舉動總讓李遠哲又驚又喜。李以群在幼稚園裡也會這麼做，老師驚嘆地問吳錦麗：「五歲多的孩子竟然會認地球儀！」
李以群常跟同學說：「我的爸爸是修理匠（fixer man）！」同學們紛紛開心地帶故障的玩具或機器到校，要李以群帶回來讓李遠哲修理。而李遠哲除了找不到合適零件無法修理的玩具或機器之外，也果真修理好了大半數，讓李以群帶到學校還給同學。每想及此，他總是莞爾：「我確實是一個 fixer man 啊！」
至於不滿三歲的李以欣，才上托兒所不久。一天，吳錦麗對李遠哲說：「園長希望你能請假和我一起去學校談談。」
這對困惑的夫婦來到所內，所長興奮相迎，驚喜地對他們說：「你們的孩子真叫我驚訝！」
這對夫婦仍摸不著頭緒。
所長滔滔不絕說：「前幾天啊，教室的一把椅子壞掉了。以欣向來是我的小幫手，我叫他去工具箱幫我拿起子來修椅子。他竟然問我是要平頭還是十字頭的起子，讓我大吃一驚，這不是三、四歲孩子會做的事吧？」語畢又追問：「他年紀這麼小怎麼懂？你們是怎麼教他的？」
李遠哲想一想，說：「或許是因為他看我在學校做實驗，很好奇拿工具把玩，我教他怎麼使用的吧。」
臨走前，所長鄭重表示：「我也很好奇你們夫妻怎麼教育以欣的，我會注意以欣日後的成長和成就！」
一九六九年五月，李家第三個孩子出生，是個女孩，取名李以旋；適合育兒的住居問題越來越急迫。半年後，李遠哲在芝大東邊鄰近密西根湖的區域找到適合育兒的公寓二樓，舉家遷往，夫妻倆安心多了。
搬到新環境，李遠哲把以欣送去就讀美國哲學家暨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一八五九∼一九五二）創辦的芝加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附設幼稚園，每天早上九點到十二點上學。但是一段時間之後，校方就向吳錦麗表示，希望李遠哲也能一同來商討重要的事。
夫婦兩人去到幼稚園。園長表示，李以欣放學回家之前會把玩具、書本等歸回原處擺放整齊，其他同學則是亂丟一地就走了。「依照兒童的發展，這個年紀的小孩不應該會像以欣有這麼大的責任感，這表示他受到太大的壓抑。」園長提醒他們注意教養方式，不要過度訓練小孩。
李遠哲很詫異，他表示，孩子的行為舉止往往是模仿而非訓練而來。「我太太的家務整理井井有條，一塵不染，這是她的習慣；而且，她也不會要求孩子仿效，更不會以此處罰小孩。」儘管如此，園長仍要求他們「讓孩子亂一點，像一般的孩子一樣。」
於是，在家裡，吳錦麗看到李以欣玩完玩具，就會示意「不要收回去，亂一點是可以的。」一段時間之後，李以欣的行為雖然稍有「改亂」，園長仍不滿意，這使吳錦麗苦惱不已。
搬遷到較安全的環境之後，吳錦麗常帶李以欣到家附近的公園打棒球。起初李以欣很喜歡，後來卻鬧彆扭不肯再去了，喊著：「沒有人在跟媽媽打棒球的啦！（因為大家都是跟爸爸打棒球）」
李遠哲想了想，既然不能大白天陪孩子打球，晚上用餐後，就將自家房屋的隔間走道充當練球室。他站在一頭，讓兩兄弟站在另一頭；他振臂投球，孩子就接球，反覆練習。
李遠哲沒有時間帶孩子們出去露營，於是他會帶著孩子爬進睡袋裡，睡在客廳地毯上，關掉電燈，想像父子們正睡在夜空下，「我們都稱之為『露營』，那是父子最親密的時刻之一，」李以群說，「我也很喜歡看爸爸修東西，手錶停了他會修，老電視壞了，他會把真空映像管和重要零件拿出來，到電器行（Radio Shack）教我們怎樣一個個測試出故障的，再買新的回來換裝。」
不只李以欣，李以群的學校教育方針也曾讓李遠哲夫婦傷透腦筋。
李遠哲的芝大同事都把孩子送到芝大附屬實驗學校就讀，當中大半學生是芝加哥的權貴子弟或芝大教授子女，原本李以群也就讀同一所學校。但是，當耶誕節假期將近，李以群放學回到家卻問：「媽媽，我們這次要去摩納哥還是亞斯本的滑雪勝地度假？」吳錦麗大為咋舌，也才知道李以群很多同班同學都前往歐洲滑雪度假。
李以群曾聽同學說家裡有兩臺彩色電視，回家就問：「媽媽，我們為什麼沒有兩臺電視？為什麼不是彩色的？」而九月初的猶太新年當天，李以群到校上課時，班上只剩四位同學，另外二十一人都去猶太教堂；他回到家又問：「媽媽，我可以去念希伯來學校嗎？」
「我們覺得不對，小孩應該平民化，更接近真實社會。」吳錦麗認為。而向來講求人人平等，不希望孩子有階級之分的李遠哲判斷，私立學校的同學也許家境較富裕，卻已讓孩子對社會與自身產生錯誤認知。學期終了，夫妻倆就將李以群轉入附近的公立小學，讓孩子習慣社會的真實樣貌。李以群在學校裡很快就認識新朋友，不少是非洲裔，且不少好朋友也是非洲裔，「他不會以膚色來看人，選擇朋友，」吳錦麗甚感欣慰。李遠哲也認為，公立學校才是融入真實美國社會生活的途徑。可以說，為了孩子的教育，夫妻兩人煞費苦心。
然而，在芝加哥生活近兩年，治安仍是不定時炸彈，讓吳錦麗備感壓力。
有一回，李以群和同學去書店，突然出現三個年紀較大的非洲裔少年，「我們又矮又瘦，同學的錢就被他們搶走了。」李以群說。還有個上午，李以群和同學們騎腳踏車到附近的公園，忽然有個大男孩要搶車，他們挺身就和對方扭打起來，對方後來見情勢不妙逃跑，但他們也掛了彩。
「媽媽，我們打贏了！我們打贏了！我保住我的腳踏車了！」李以群返家後驕傲地說。吳錦麗看到孩子受傷，雖心疼卻不能稱讚孩子；因為，她既無法鼓勵孩子為了保住腳踏車拿命來拚，也不能鼓勵孩子為求保命而把腳踏車交給對方，這樣的教育問題很兩難；類似的情況在芝加哥不時上演。
有一天，李遠哲赴美國東岸參加研討會，只有吳錦麗和三個孩子在家。
吳錦麗送兩個兒子上學之後，趁著小女兒還在搖籃裡酣睡，趕忙到附近的郵局繳費。飄雪的冰冷天氣，地上覆滿積雪，陽光照射白色的雪地，反射的白光照得她睜不開眼。
她走進熟悉的郵局大門，由於內外光線的對比太強，使她看進郵局的視線一片漆黑。才踏進室內就覺得不對勁，平時人聲鼎沸，此刻卻鴉雀無聲。好不容易適應室內光線，看見櫃檯後方的人都舉起雙手，地上也有人趴著，眾人都盯著她看。此時，有個男人大喊：「站著不許動！否則我要開槍了！」一個男人的斥喝聲嚇得她幾乎魂飛魄散。
遇到搶匪的吳錦麗腦海一片空白，隨後想起出差在外的李遠哲，心繫著可能甫睡醒哭著找媽媽的李以旋、正在學校上課的李以群與李以欣，此刻自己卻生死操之於人。
當搶匪得手現金轉身逃走，劫後餘生的吳錦麗已驚懼得四肢麻木。經歷這場生死交關，對於身處的生活環境，她有了更清晰的體認。事後，她對李遠哲說：「你把孩子交給我照顧，但是萬一孩子出事，我該怎麼對你負責呢？你要給我一個安全的環境。」
李遠哲跟吳錦麗商量：「芝大的助理教授不是終身職，是三年一聘；既然這裡這麼不安全，大家生活得這麼辛苦，等三年期滿前，我就換去其他學校教書。」
兩人取得共識，只是，這個計畫是否真能如願？
＊作者藍麗娟│政大新聞所碩士、政大廣電系學士。第五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雜誌類首獎得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李遠哲傳》（圓神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