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各地似乎都恢復了正常的生活，借用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José Ortega y Gasset）的話：「每個人都過得就像他們的夢想已經成為現實。」但對許多人來說，成功、繁榮和光彩的表面，掩蓋了各種不安和憂心。
就業機會減少，工作愈來愈難找
多數人一旦失業，便有淪為窮人之虞。近年來，就業機會、薪資水準和工作條件，已經顯著改變了。
在以前的經濟衰退中，遭裁撤的員工一般能相對快速地找到新工作。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長期失業者（失業超過六個月）增加了。在美國，三分之一的長期失業者已失業超過兩年；歐洲、日本和其他已開發國家也出現了類似趨勢。勞工失業愈久便愈難找到工作，年紀較大、技術較低的失業者，很可能將無法再找到工作。
薪資長期停滯，美國的實質所得中位數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毫無寸進，家庭所得已跌至1989年的水準。日本和德國的平均家庭所得已停滯超過十年；英國經通膨調整的製造業勞工所得倒退至1970年代末期的水準，甚至是更低一些。
就業萎縮反映經濟活動減少，公共財政虛弱已導致政府雇用的人口減少，全球供應鏈和委外趨勢令已開發國家許多高薪勞工失去工作。委外和境外生產趨勢起初影響低技術製造業，但一段時間之後，高技術專業工作也受影響。2004年2月，《連線》雜誌報導了美國一些軟體程式設計師的故事：他們正利用yourjobisgoingtoindia.com（「你的工作正流向印度」）和nojobsforindia.com（「停止外包工作給印度」）等網站，抗議他們的工作被外包至其他國家。
科技進步也加重了就業與所得的跌勢，消滅了某些工作，同時令另一些工作變得不需要什麼技術。如今，電腦軟體正取代某些新聞工作，有些報導不需要人力介入便能自動產生，連金融交易員也正被超快的自動化演算法取代。
拜通訊技術進步所賜，即時通話的成本如今非常低，而大量資料和解析度愈來愈高的圖像也可以近乎即時傳送。一些服務因此轉移了運作地點，包括工程、建築設計、會計、法律，甚至是醫療程序。X光片、影像和細胞樣本的分析工作可以用遠距方式（有時是相隔半個地球），以較低的成本完成。利用起初為軍事無人機開發的遙控技術，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乃至大型礦場都有可能以遠距方式管理。假以時日，一些醫療程序（包括手術），也有可能利用遙控機器人完成。
科技也改變了商業模式。以前每千次瀏覽收費50美元的廣告，如今在個人電腦上只需要4美元，在智慧型手機上更是只需要1美元。在營收萎縮之下，經營者有藉由裁員、減薪和降低其他條件來削減成本的壓力。免費開放瀏覽的部落格和網站蠶食傳統媒體的生意，導致就業進一步萎縮。
技術性失業
現代勞動力正日益階層化，掌握必要技能的少數人可以找到薪酬優厚的工作，但絕大多數的新職位是低薪的服務業工作，例如零售、休閒、餐旅、保安、老人照護和健康照護。
工會爭取到的若干優厚工作條件，如今已遭削減。地位穩固的勞工或許還能享有月薪（而非時薪）工作、相關福利和免遭隨意解雇的保障，但愈來愈多新工作只是臨時工，或採約聘制（往往僅提供短期合約）。因為津貼和福利減少，實質薪酬減少了。約聘工花時間等開工、請病假、接受培訓或使用必要的工具，往往都不會得到補償。工作和所得保障均大不如前。
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即使能找到工作，起薪也比2007年低10–12％。
勞工遭剝削是相當普遍的情況。許多人無時不擔心失業或組織重組影響自己的工作，因此總是搶著證明自己很稱職。妮可‧格雷思利（Nichole Gracely）是美洲研究碩士，曾經是網路零售商亞馬遜最優秀的揀貨工之一。2012年，她因為抗議公司的某些工作安排而遭開除，此後一直失業。她撰文表示，她過著無家可歸的貧窮生活時，最壞的時候也好過她在亞馬遜工作時的最好日子。
即使在成長中而且有利可圖的美國科技業，許多大公司也遭指控串通壓低薪資。外國勞工受到的剝削最嚴重，例如持H-1B非移民短期簽證的電腦工程師，便在美國受到欺壓。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與調查報導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合作調查發現，一些公司濫用H-1B簽證，經由被稱為「人體商店」（body shops）的人力仲介，在沒有確切職位的情況下引進外國的理工科畢業生，在他們找到工作之前，像對待奴隸那樣困住他們。而他們開始工作之後也不能換工作，因為雇主可以向他們收取懲罰性費用。
中國承包外國的工程時，往往會雇用中國的勞工，藉此壓低成本，同時規避工程所在國的勞動法規。中國承包商與外國當地勞工爆發衝突是常有的事，有時還是暴力衝突。
各行各業的勞工無論掌握怎樣的技術，如今都面臨凱因斯所稱的「技術性失業」（技術演變造成的失業）。曾有人認為這種現象是好事，因為它能減少低技術的無聊工作、提高就業流動性，以及提供更多就業和生活方式選擇。經濟學家讚美新的知識經濟、生物工程經濟或綠色經濟，他們認為短暫失業的勞工將變得有學識、有技術，可以找到必須動腦而且高薪的新工作。比較審慎的人則認為，這是一種別無選擇的情況。
新貧族大量現身
戰後社會是建立在高薪的好工作上：「20世紀底特律裝配線衍生的最重要模式是，藍領工人可以晉身中產階層。」如今受壓榨的中產階層淪為「無保障者」（precariat）或「不安全的無產者」（precarious proletariat）。「無保障者」原本是指工作沒有保障的日本勞工；在企業致力壓低勞動成本的情況下，這種勞工如今占日本勞動人口逾30％。以短期合約雇用勞工是全球現象。自2009年以來，英國就業大有成長，但職位的類型和品質改變了。2007年之前，新增職位僅16％屬自雇類型。到2014年時，這個比例已大增至45％。外包和約聘的威脅，創造出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所講的「勞動後備軍」，永久地限制就業、薪資和工作條件。股市投機客傑‧古爾德（Jay Gould）曾說「你可以請一半的工人去毀滅另一半的工人」，如今看來他確實有先見之明。
許多勞工已淪為新貧族。聯準會2014年的「美國家庭經濟狀況報告」顯示，18–59歲的美國人當中，僅三分之一有足夠的儲蓄可以支付三個月的開銷；52％的美國人如果不借錢或賣掉一些東西，將無法很快籌措400美元；45％的美國人完全不存錢。約4,600萬美國人如今符合資格領取食物券，遠多於2000年的1,700萬。這便是英國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講的人人互相爭鬥；許多勞工在這種爭鬥中變窮了，生活也變得更不穩定。
在這種勉強維生的新經濟中，無保障者基本上只能勉強生存，談不上有什麼發展。他們的生活有如大蕭條時期流行的舞蹈馬拉松：一對對貧窮的年輕人為了贏得獎金，連續跳舞多個星期，直到精疲力竭。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擁有自己的房屋，是人們生活水準改善的另一重要因素。在房屋自有率穩定上升了一段時間之後，也陷入停滯，甚至開始下滑。在美國，房屋自有率2006年升至逾69％的高點，但2014年已跌至65％，也就是1990年代的水準。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房屋自有率也顯著下跌，加拿大、英國和澳洲的房屋自有率則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44歲以下人口的房屋自有率跌幅最明顯。
房屋自有率下跌反映多項因素，包括房價高漲、經濟狀況萎靡、所得停滯或倒退，以及工作愈來愈沒有保障。在某些國家，這與房貸資金供給減少有關：銀行受現行呆帳和資本不足的問題困擾，減少了房貸放款。一些國家（例如英國）的政府被迫採取措施增加房貸資金供給。至於有能力購屋的人，則可能因為必須背負的房貸債務顯著加重，而且將來必須長期拿出頗大比例的收入還本付息而不想購屋。考慮到政府對房市的支持，房屋自有率和購屋負擔能力下跌，其實是相當弔詭的事。
以前擁有土地和房屋是有錢人的特權，而在選舉中投票的權利也僅限於擁有房產的人。雖然現在已經不是這樣，許多國家的政府會資助民眾購屋，因為當局認為這有助建立比較穩定的社會和鼓勵民眾參與政治。多數國家提供誘因，鼓勵金融機構發放房屋抵押貸款。在某些國家，房貸利息支出是可扣稅的，而出售房屋的資本利得是免稅的，或僅適用相當低的稅率。政府藉由提供租稅優惠降低財產稅和財產轉讓稅，甚至直接撥款協助民眾購屋，是常見的事。
在政府的協助和補貼鼓勵下，許多地方出現了過度投資於房地產的情況。住宅變大了，自1950年代以來，一般房屋的面積倍增。在已開發國家，有錢人擁有度假屋，一年當中大部分時間閒置著；比較沒錢的人勉強接受不理想的居住條件，窮人甚至沒有自己的家。
過度投資在住宅上，並不利於經濟效率。住宅不同於企業，一旦建好僅能產生有限的收益、利潤、就業或投資。住宅過度投資也會降低勞工的流動性，導致勞動力彈性不足。勞工把握就業機會的能力，受限於房價波動、出售房屋所需要的時間，以及相當高的交易費用（一買一賣的費用可能高達房價的5–15％。）勞工背負償還房貸的負擔，也會降低薪資彈性。
房屋自有率的水準，與國家是否富有關係不大。美國、英國和澳洲的房屋自有率約為65–70％，但法國、德國和日本的房屋自有率顯著較低，而俄羅斯、許多東歐國家、中國和墨西哥的房屋自有率則超過80％。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停滯的年代》一書第10章。作者薩特雅吉特．達斯（Satyajit Das）榮獲彭博（Bloomberg）遴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50位金融思想家之一，曾經預測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許瑞宋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