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天注定》（注：賈樟柯2013年導演電影）就是很敏感、現實的題材，其中鄧玉嬌案折射了群眾和官員的關係，它最終沒有公開放映，這個案例就告訴我們這種題材不要碰。然後《八佰》告訴我們，國民黨有關的太敏感了，就不要寫了。現在跟台灣的關係不是也比較敏感嗎？盡量也不要去寫了。就這樣，一個片子告訴你一個雷區。」李先說。
除了大的題材，中國的審查部門還會有一些細節上的要求。三名業內人士都提到，如果片中有警察，他的形像必須非常正面。
「警察是不能有壞人的，學校也不能扮演壞的角色，醫院也得是正面的形像。」任許說。
Jessica也提到：「涉案電影和劇中，最後勝利的一定是警察，就是『這個案子一定要破』，然後一定是正義戰勝了邪惡。」警察的著裝穿戴也是審查的要點之一，肩章戴得是否正確，風紀扣有沒有扣上等。
以古諷今和自我審查
循著以前失敗的案例和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中國的電影業者仍在迷茫中摸索縫隙。
鄧隱峰看到，如今大量的項目只剩下兩個標凖：電影局能通過和市場能接受，至於導演、藝術家的表達，就先不考慮了。另外，還有一些劇本把故事設定在古代，非常曲折隱晦地表達一些價值觀。
如今選項目，李先還是會選安全的商業片，畢竟「要對所有投資人負責」。但是她也認為，電影作品跟文學作品一樣，也要折射現實反映人性。
「比如我們拍古代，拍典押當拍古裝追殺什麼的，也會代入今天的P2P、高利貸的影子，」她說，「我們還是要往好作品去做，不能因為審查嚴了我們就不做，我就變得庸俗，我就無比地傻白甜。」
她承認，近兩年監管嚴了一些。有時候為了規避審查，有經驗的編輯會進行一些自我閹割，讓影片更加容易過審，「不要給自己惹事嘛」。
在她曾經參與的一個項目中，為了避免出現兒童被拐賣的情節，片方修改了故事。因為如果出現拐賣，影片可能就要交由中國公安部審查。
「把這個情節改了，片子就不用去公安部那邊走一大圈了。」她說。
商人的失利和創作者的失語
中國電影市場曾在2015年高歌猛進，總票房從2014年的294億上漲到439億，但近幾年增長逐步放緩。
時代在改變，潮起潮又落，今年的數據並不樂觀。據中國電影專資辦票房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中國內地票房收311.7億元相比去年減少2.7%；觀影總人次為8.08億，同比減少10.3%。
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張獻民認為，最近兩年那些受到社會普遍關注的商業「大片」受到了很大壓力，比如馮小剛的《芳華》。未來兩年，中國電影市場中的「大片」可能將以主旋律大片為主，真正的商業大片或許就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