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歷經近50年威權統治，雖已3次政黨輪替，加害體制真相仍不可得。10年前創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29日指出，台灣在威權體制下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這是台灣的特點，不過台灣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歷史真相、誰是加害者的問題。
由《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等單位舉辦的「加害者的過去與現在式」研討會29日舉行，2006年首度提出台灣有「上萬人受害，可是卻沒有加害者」這個特殊現象的吳乃德說，這是台灣社會第1次針對加害者的討論。會議吸引滿座的學生與老師，從政治與法律哲學的觀點思辨主持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所說的這個：「如果沒比黨產更困難，我想一樣困難」的議題討論。
「謝文定被撤換 失去了解問題的機會」
吳乃德指出，轉型正義有2個不同面向，一個是歷史面向，黑白分明，另外是政治面向，就不是黑白分明；政治上追求的價值，有時互相衝突，例如正義與和解，追求的時候必須考慮當時的處境，而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
吳乃德說，台灣的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黑白的問題和歷史價值，例如，日本皇族北白川能久親王的後代在2013年新竹車站百年慶時獲贈車站模型，而該親王是日本接收台灣的指揮官，屠殺好幾萬台灣人，台灣的歷史觀非常奇怪。
與部分拉丁美洲國家曾發生多起政治異議者大規模失蹤的狀況不同，吳乃德說，台灣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包括林宅血案等命案，「幾乎所有加害者都是公務員」，暫不談法律責任，他們的處境不一樣，道德責任也不一樣。
吳乃德以德國納粹為例指出，納粹軍人可選擇不在集中營工作，台灣的公務機關，尤其司法機關，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外界不清楚；先前被提名司法院長的謝文定曾被質疑獲欽點辦政治大案，謝不一定有罪，「但為何都是他？」謝若願說明，本可藉此了解此問題，但他被撤換，失去了機會，外界也只能猜測。
為何司法界忽視轉型正義？ 「謝文定或許是線索」
台大法律系教授陳昭如談謝文定事件對民主與轉型正義的啟示。她指出，當人們不曾追究威權時期執法者的責任，或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就有可能在解嚴後繼續維持威權時期的特性：服從威權、不尊重人權；「我們也因此沒有去面對、思考，民主時期的司法與威權時期的司法，可能存在著相似性。」
陳昭如指出，美麗島軍法審判的檢察官林輝煌曾擔任司法官訓練所（現司法官學院）所長16年，領導司法官僚的培訓，謝文定也歷任數個司法要職，或許這提供了理解為何司法界忽視轉型正義，未能進行民主轉型的線索。
謝文定曾致信給「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指出，外界對他「有罪推定」，讓他成為新受害者，也給生長於威權時代的司法官貼上「不公平的標籤」。陳昭如指出，的確可能有參與迫害的司法官因無從選擇，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但研究發現，這並非謝的處境，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司法官的例子，可讓外界在了解他的外在作為和內心世界後，認定「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相關報導： 台灣國成員攀爬中正紀念堂 欲掛反蔣布條未成 ｜ 更多文章 ）
納粹軍官「罪惡的平庸性」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蔡英文從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理論提供觀點。蔡英文說，鄂蘭認為納粹罪行是「根本之惡」，卻將納粹黨衛軍高級將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罪行解釋為「罪惡的平庸性」，因他只是服從命令，不思不想；鄂蘭對艾希曼的這個認知，引發極大的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