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在臺灣的跨界傳播進程：《台灣翻譯史》選摘（2）

關於「日本文學」之移植、傳播來臺，除了學校相關課程的講授、坊間一般書籍的閱讀消費，另一種不容忽視、更為普及的重要管道，莫過於透過報刊媒體的刊登與流傳。而由於報刊具有穿越同質、空洞的時間，形塑「共時性」概念想像共同體的技術手段（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1999，頁26-28、36），因此對於讀者而言，更能一同快速匯聚、分享某些相關的觀念與知識，其影響性不容小覷，故本文在探討「日本文學」來臺的跨界行旅樣貌時，便以報刊資料為觀察對象。又，由於本文研究目的是在理解日本文學跨界進入臺灣漢文小說的諸多反應與變化，故研究材料也就連帶鎖定日治時期曾經刊載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報刊，唯限於精力與時間，目前尚無法進行所有報刊的全面爬梳與整理，以下將僅就當時最常出現漢語文言小說作品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風月報》進行討論。

有關「日本文學」在上述報刊漢語文言小說場域之跨界移植與傳播情況，目前可以獲見其中實際存有階段性之變化。大抵，在明治時期，臺灣報刊較多日本漢文小說之發表，但或許是受到日本漢文小說史自身發展因素之制約，相對地到了大正時期，日人的漢文作品亦逐漸消失；而原本明治時期已見刊載的日文小說家本田美禪房，則在大正時期還續有作品，渡邊墨禪、鹿島櫻巷等人之日文小說數量亦不少，進入昭和時期後，則又有吉川英治、菊池寬、橫光利一等人之作，清楚可見這已然是屬於日文小說的時代了。但，儘管在臺灣漢語文言小說場域裡，日本漢文小說漸趨沉寂，唯臺灣傳統文人魏清德、謝雪漁，尤其是後者，卻扮演了接替者的中繼角色，創作出許多具有濃厚「日本」味，乃至高度「日本主義」色的漢文小說來，進而開展另一番「臺製」日本漢文小說的光景，箇中情形說明如下：

（一）1905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小說」欄設置之前

考察日本文學在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界的流動播散軌跡，明顯可見其中牽動了臺人與日人之間主體與異己的對話互動，甚至促使小說觀念或創作美學疆界畛域的更動調整，文化想像與知識建構的衍異、轉化，因此為求能更清楚釐析相關影響、變異的進程，在掌握箇中發展脈動後，以下將分由兩個階段來剖析這段交流、接觸的文學行旅。

所謂階段區分的分水嶺，乃以在明治38年（1905）7月1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首次出現「小說」欄目為基準；這是報刊中最早出現的臺灣漢文「小說」專欄的關鍵時刻，先行登出的作品是謝雪漁的〈陣中奇緣〉，此同時亦是臺灣本土文人的初試啼聲，報紙上特別標誌為「最新小說」，可見意義非凡。換句話說，1905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小說」欄的出現，標舉了臺灣自身的「小說」文類觀念已然形成，與創作實踐的漸趨成熟，故可視為小說發展史的重要里程碑。 （相關報導： 賴慈芸專文：文學推手的反共年代—夏濟安 ｜ 更多文章 ）

回溯過往，在清代的臺灣地方志中，雖然「叢談」或「雜記」等內容，於介紹風土民情時曾經出現殘叢小語的行文體制，但除此之外，有關清代臺灣的小說創作，較為人所熟知者，乃成書於康熙43年（1704）的《臺灣外記》；這本以描寫臺灣鄭氏及明朝故老事蹟而聞名的歷史演義小說，作者江日昇是福建珠浦人氏，並非臺籍作家。正由於目前資料的缺乏，筆者尚未發現清代臺灣在地文人的小說作品存世，因此要尋找屬於臺籍作家小說創作史的真正開端，實際要到日治時期以後。是以，若從有清一代臺灣本土小說書寫的匱乏，到1905年謝雪漁「最新小說」的出現來看，則1895至1905年這十年期間，無寧可被視為臺灣小說的醞釀、催生時期。那麼，日本文學的傳播來臺，尤其是同屬漢文的日本小說，與1905年臺灣「小說」欄之設置有何關係？而在此欄目出現前後，日本漢文小說對於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生成，又有何刺激作用？對於本來就使用漢文作為書寫載體的臺人而言，又能夠從中取得怎樣的啟發與引導？

1.《臺灣日日新報》「說苑」欄的出現

要論及日本文學對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催化意義，首先需溯及明治32年（1899）《臺灣日日新報》「說苑」欄的開闢，而稍早一年《臺灣日日新報》才剛在臺灣設立。

關於報紙之「說苑」欄，12其名稱並不單純，可能源於西漢劉向之《說苑》。當年，劉氏為了快速傳達政治理念，便利君王理解、吸收，遂放棄嚴整端莊、長篇大論之表述方式，改採故事或寓言陳述以說理；雖然如此，劉向撰著《說苑》時，卻自認符合六經要義，沒有虛構成分，當時目錄學家也未以小說來看待。然而，後人恰恰以為其中仍有荒誕不經、淺薄不中義理之「小說」成分，且其雜記故事的手法，乃至體裁特徵，對於魏晉志人小說或軼事小說也有所影響，故在衡量小說觀念、文體淵源以及小說特徵等後，最終仍將《說苑》納入小說範疇來看待（周雲中，2006，頁37-41）。因此，當《臺灣日日新報》使用了「說苑」一稱，則其在名詞使用的潛意識以及實際所載作品的相關內容上，必有近似「小說」之處。是故，若干率先刊登於「說苑」欄內的日本漢文小說，顯然是以「小說」姿態現身的，又或是作為過渡之產物。也因此，在1905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真正標舉「小說」欄，以及臺人自撰所謂的「最新小說」之前，《臺灣日日新報》「說苑」欄，不無隱含著展示近似劉向《說苑》一類作品之準小說或類小說的意味，又或者在日人眼中更已是真正的漢文「小說」的作品了。那麼顯然，說苑欄內的各類型態「小說」的刊出，無疑具有提供臺人認識小說與學習摹寫的示範意義。

事實上，首度出現在「說苑」欄的作品，便是日本著名漢文小說家菊池三溪的言情之作〈珊瑚枕記〉，13可知意義非常。而更值得關注的是，整個「說苑」欄刊載期間，多數具小說性質的作品，大抵均係日人撰寫，或係由日本文學譯寫而來者，由是遂更彰顯了一個事實：在日治初期，這個堪稱臺灣小說初始摸索的階段，報刊中的日人漢文小說，或其他日本文學的漢譯作品，宛然成為一個學習的「起點」與「來源」，甚而化身為臺灣小說史的「起源」之一。 （相關報導： 賴慈芸專文：文學推手的反共年代—夏濟安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臺灣研究學程主任。本文選自《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賴慈芸編，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