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臺灣書店街始祖的新高堂，創業過程其實也是歷經坎坷。
日本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獲勝後，二十五歲的村崎長昶透過親友協助，於一八九五年以一個「陸軍省雇員」的身分來臺灣，在總督府內處理土地買賣的工程及登記業務。
志不在小官場的村崎長昶，很快就辭職並在石坊街（今衡陽路）掛起「村崎事務所」招牌，包攬些小工程，做些不動產的買賣租賃，事業小有成就。不過縱橫商場難免杯觥交錯，惹得老婆很不滿酒肉廝混的人生，頻頻催他換一行。
村崎的人生果然在一八九八年來了個大轉彎，以「新高堂」為名做起辦公文具、運動器材的買賣。初始獲利不甚理想，一年只賺三百圓，但他的生意鼻已經聞到書的財氣，一九〇〇年二月更名「新高堂書店」，營業額日漸攀高。
等到一九〇四年時，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屢傳海戰捷報，臺灣跟著吹起新聞熱風。內行的要看船期、外行的陪看熱鬧，不管內行外行都得到新高堂爭睹時局。戰爭財宛如水銀洩地來到：初始仁川海戰大勝報導傳來，官民熱狂，不期竟有數百人聚集，在市內遊街高唱萬歲。日俄戰爭雜誌每期進貨前預約單已先殺到，五百本或一千冊皆不敷供應，十五錢訂價喊賣二十錢亦瞬間售磬。（《記憶をたどって：八十年の回顧録》，頁56-57。）
他賭對了人生牌局的最關鍵一手。雜誌熱潮帶動書本生意，村崎的書店成了黃金之屋。賣書的獲利，村崎長昶從不諱言「全數投入購買不動產」，很快累積了商業資產及政治頭銜：臺北市會議員、臺北商工會議所議員、臺北書籍商組合長、臺北信用組合長、臺北中央市場取締役、東海自動車會社取役……。
這個時候，書店街雖有一撇，但還不成氣候。
一八九八年新高堂開店之初，附近也開了幾家同業，有名的像是並木書店、太陽堂書店、城谷書店。不過之後十年間，卻紛紛銷聲匿跡。原本小有規模、也取得小學校教科書特許的並木書店，突因家庭變故而歇業；太陽堂書店本來要增資改建，後來計畫遇挫就一蹶不振到關店；而號稱臺灣日文書店始祖的城谷書店，以出版情色報導的《花柳粹誌》及通俗小說而享豔名，也因店員盜用公款而一夕倒閉。
幸而不久，文明堂、杉田書店兩家艋舺的日文二手書店搬來，城內勉強算是群聚了幾家書店。文明堂與杉田書房都在西門街（今衡陽路一段），距離新高堂不到一百公尺，不過規模遠遜新高堂。戰後，兩家書店隨著整排的日式街屋消逝，今天只能勉強看到黑漆的磚壁與剖半的山牆。
所以一九〇〇年代的臺北，書店街尚未真正成形。幾家書店各做獨門生意，賣的書雖然不是清末書齋那種私塾冊、日用書，但層次也不太高，主力是教科書，其次是時事雜誌。
還有，絕不能忘記這裡是殖民地。總督府一九〇〇年就頒布《臺灣出版規則》管制本地出版品，日本輸入的書刊也要檢閱，所有不利統治者的言論一概禁入。熟悉政商的新高堂主人豈敢捋總督府之鬚？進書前必由村崎本人嚴選，因此思想成份也未必濃稠。一九一五年出生的臺灣文化先覺林衡道，回憶他年輕的新高堂：
入門顯著的地方擺滿通俗雜誌和文具，至於極少量文學方面的書籍，以及其他教科書之類的書籍，都放置在後面不顯眼的角落。
這些通俗雜誌，第一暢銷的是保守派綜合雜誌《キング》（KING），其他就是《婦女俱樂部》、《主婦之友》、《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少女之友》之類的教養刊物。村崎的謹慎，至一九三〇年代依舊。不要期望在這裡買到矢內原忠雄那本痛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也不要期望看到自由派或社會主義的政論雜誌《中央公論》及《改造》。不光是介紹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大鹿卓〈野蠻人〉的內容看不到，實際上查禁已是家常便飯，偶爾幾期通過檢閱擺上櫃子，反而稀奇。
思想，未必真的奔放。
村崎的生意腦也在一九〇五年轉進出版，作風一以貫之：「檢閱須平安、內容講實用，批判思想敬謝不敏。」
出版的創業作品《領臺十年史》就有配合政令的味道，而且邀到後藤新平作序，展現不凡人脈。其他像是《臺灣警察要論》、《臺灣皇民鍊成講演》，也不意外是新高堂的風格。出版的主力，不意外就是考試參考書、地圖、繪葉書（風景明信片）。不久總督府再招標全臺小學校教科書特約供應商，新高堂一如預期又中選。託新式教育之庇蔭，新高堂日愈發達，還包攬到臺北帝大、臺北高校、醫專的圖書採購業務，稱霸臺灣教科書市場。
新高堂這種包攬採購業務的書店，怎麼夠格作為重慶南路的思想先鋒？確實，一九〇八年之前，不只新高堂的書店格局不開放，臺北的都市格局也很封閉。縱貫鐵路雖然已經開通，但若由新高堂往東南西北走去，不出幾百公尺都會撞到城牆，實在不是流動的空間。
＊作者蘇碩斌，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臺大臺文所教授。林月先就讀於台大台文所碩士班。本文選自作者與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林明瀚合著的《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左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