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是他政治啟蒙的觸發點，「那時候才開始認真看新聞」，從理解示威者，變成「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民主派支持者，會在意選舉和參與遊行。
2019年6月，《逃犯條例》爭議爆發，發生多次警民衝突。6月12日，他在立法會外親身體驗了人生中首枚催淚彈，在混亂的示威現場，他在警方揮舞警棍下逃走。
他說那天自己只是現場，什麼也沒做，卻也有這樣的遭遇。「我是從那一刻開始決定永遠與警察勢不兩立，五大訴求中，我最關心的就是一定要設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察。」
阿祥認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除了宣佈「暫緩」修例以外，具體上並沒有回應示威者其他訴求，香港的制度出現問題，反映這個政府「是可以完全不理會民意」。
7月1日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樓，阿祥得悉狀況，便展開了他稱之為2019年版「黃雀行動」的義載行為，他與多名朋友各自駕車前往該區附近，並派人到金鐘附近尋找黑衣年輕人，希望把示威者安全送回家。「黃雀行動」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後，香港各界營救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
「我看到（衝入立法會）那一幕哭了起來，因為我發現我一直都很懦弱，很安於現狀，留在自己的舒適圈（comfort zone），不敢參與直接抗爭，而要讓一群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去為我們爭取民主，我想，我至少要跟他們同行。」
之後，阿祥多次身穿黑衣和戴上頭盔協助前線示威者，他強調不主張向警員投擲雜物，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但有時會拆毀欄桿和路牌供其他人用作路障或盾牌。
在示威者臨近失控時，他也會呼喝不要過火，「有時看到他們放火，我也有點害怕，但其實他們也無心傷害他人，針對的只是曾對他們暴力的警察。」
他認為，要解決問題是需要政府作出更大讓步，「你再譴責也沒有用，就算我們這些人與他們（最前線的示威者）割席也沒有用，有些年輕人拿著鐵板在前線子彈橫飛的情況也不退縮，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了，好多人說要勸年輕人，我都會說，你走到前線勸他們吧，那兒有幾千人，甚至上萬人，你們親身去勸吧，到時候，你才會了解那種絕望感。」
但目前示威者所作的行為是否真的能夠達到目的？阿祥說，沒人知道，因為沒有人有更可行的建議。
很多中產朋友與家人都不贊同他的做法，阿祥與他們處於「冷戰」的階段，「基本上暫時都不見面，以免不歡而散」。
「他們需要的是穩定，只要賺錢，跟我以前一樣，現在他們覺得我是激進派，為何有樓有家室，明明可以每個月去旅行還不滿足，但有樓不代表你未來穩定，不代表你可以快快樂樂生活下去，我會擔心下一代的未來，不希望他們將來活在恐懼當中，過著沒有自由的日子，我醒來了，知道政權可怕，希望他們有一天會醒。」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