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作此推斷時，心中絕無低估祖國文化之意。相反的我在西洋朋友和美國學生之前卻誠心誠意地替「偉大的中國文化」作吹鼓手。因為我們舊社會裏的制度，不但不是壞制度，而且是中世紀農業社會中「較好」的制度。試看世界史上，那一類文化在古代或中古能做到中國帝王時代一來便是二三百年的繁榮和安定的局面呢？東西羅馬和印度阿拉伯，沒一個能和中國比的。
但是我們所說「較好」只能就古代和中古的農業社會來立論。這個農業社會中的「較好」的制度，到二十世紀科學和工業文明的社會便完全不能適用了。這不是胡適之和孫中山要變，而是時代要他變。同時也不是只有中國變而西洋不變。須知在科學方興和工業革命初期，西方文化和社會所受到的震撼，並不下於西風東漸後的我國。
舉例以明之：西方中古時期教會政權之不科學和反民主實有甚於我們的大皇帝和儒教。但是經長期的鬥爭，宗教政權才逐漸向科學和民主由讓步到合作。中世紀的教皇不惜屠殺堅持地球轉動說的天文學家。可是到十六世紀末紀，他們反而要利用天文知識，來向我們中國傳教了。他們的傳統社會和文化也是經過較和緩而更長期的鬥爭，始向科學和民主低頭以求合作，始由「中古」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
自西風東漸後，停滯在中古文明的中國，自張之洞以後，大家也都覺得舊的東西非徹底的「變」不可了，但是究竟如何變法，卻不能道其詳，因為一般主張「變」的新人—如教會裏面的人—他們不能了解什麼是傳統中國，只是盲目崇洋；一般舊人如康梁等則其西洋文明的了解，就更膚淺了。這時天與人歸，出了一位深通祖國文化的洋博士胡適之，他回國之時正是舉國思變，而不知如何變法之時，他能一語道破，所以便舉國和之了。他主張我們需要接受能夠與廿世紀科學和工業文明相配合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舊文明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再造文明」。孔丘和朱熹一干人的言論和教條，我們要加以審查，可存者存，應去者去。不要讓「子曰」如何而影響了我們的進步。
適之先生的聰明才智，和恂恂的師範，原是不世出的。再配合上時代對他的需要，所以二十幾歲，就名滿天下了。單就「時代」這個條件來說，容閎，嚴復諸先生，就沒有適之先生幸運了。
胡先生所提倡另一個口號「科學」，也可說對現時代「治學」和「思想方法」的「一字破」。
科學在人類文化史上出現，在中國可能早於西方，或僅次於埃及。在十六世紀以前，我們中國歷史家可以大膽地說，我們的成就遠大於西方。可是把科學看成一種治學和思想的一種法則，使它成為一種有系統的學問，那便是近三百年來西方學者的事了。如公平地研究文化史，我們斷然不能掠人之美。我國清初的「樸學」也可說是深得「科學方法」之三昧，但是它應用的範圍太狹隘了，可說是尚在萌芽時期。
什麼是「科學方法」呢？最起碼的原則可說叫做「無徵不信」；引用胡氏術語就是凡下任何結論，必需要「拿證據來」。自從自然科學在我國生根以後，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可以說是全部服服貼貼地接受了「拿證據」來的原則，但
是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是歷史學），當今許多第一流的學者還不免擅下結論，而不談證據。
在科學上，任何結論都要有證據。由無數個小證據得出的小結論結合起來才能從事於大證據大結論的研究。正如放一支火箭上太空中去，首先要解決數萬，乃至數十萬個小問題。這些小問題解決之後，做綜合工作的人，才有把握把格林中校送上天空。據美國主持太空計劃當局所發表的數字，我們知道為送一支火箭上天，當局曾和九千個不同的工業機構和大學訂有研究合約，以解決某些小問題。其中如有一個問題不解決，「火箭可以升空」這一結論都是下不了的。
研究社會科學的程序亦復相同。研究大問題要從研究小專題入手。小專題解決的不夠，大結論就不能下。馬克思「資本論」中最大的缺陷而成為他底結論的致命傷的，便是他對「亞洲式的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只提出「大膽的假設」，而沒有能「小心求證」，因為十九世紀西洋學者研究東方學的成果，還不足讓作綜合研究的大學者來下結論的。所以當今歐美名學府對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的訓練，便是側重小專題的研究。這與我國傳統的史論家，動輒「溯自三代以來」的治學態度是頗有出入的。而胡適之先生便是以「科學實驗室的方法」來「整理國故」的第一人。他入手的方式便是「小題大做」。治大國或可以如烹小鮮，但是作一個大題目的學術研究，卻不可以囫圇吞棗。
筆者嘗助理胡先生撰述其最後一部未完成的英文遺著。一日胡先生提及治學方法和「小題大做」的事。我便問他說：「胡先生為什麼要在《紅樓夢》和《水滸傳》上下那麼許多氣力？為什麼不在更有價值的古典著作中，做點科學的整理工作哩？」
胡先生說：「你不曉得那時的情形。那時返國的留學生如丁在君他們都在極力介紹西洋的科學的治學方法。但是他們寫的太專門了，大家不看，便發生不了影響。不像我寫的通俗的東西，很Popular，大家都看，所以影響就大了……你看，顧頡剛在他自傳裏不是說看了我的〈水滸傳考證〉而學會考證方法的嗎？」
頡剛先生也是影響筆者最大的幾位老師之一。後來我因工作關係由適之先生特許閱讀其數千頁未發表的日記和函札。我細讀胡先生和顧先生早年關於《水滸傳》和《紅樓夢》討論的原件，才看出顧先生所受胡先生治學方法影響的線索。
當今學者還有批評胡氏致力於《紅樓夢》和《水滸傳》考證為閒情逸致，殊不知這些文字在中國治學方法上卻發生了劃時代底影響。
適之先生是死了。但是他底領導中國從中古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思想—也就是團體生活走向民主化，知識發展走向科學化—是永垂不朽的！
＊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中美外交史1844-1860》、《晚清七十年》和《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2009年10月26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本文選自作者選集《五四新文化》（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