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新加坡演講時談到「鄉村幸福了，國家才幸福」，能不能進一步詮釋一下？這跟政務官做決策時的思維有什麼關係？
在一個政治的結構裏，不論是民選市長，或者首相、總統任命的政務官，為了求表現，往往就有一個傾向，必須在最短時間裏做出最被容易看見的事情，而且這已經是現代政治的競爭，因為有政黨的競爭，所以就有選票的考慮，你所任命的政務官或民選的市長，你就必須被看見你做了什麼，這一種政治結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便是用制度去鼓勵做決策的人，大量地去做「形象工程」，而非形象工程的基礎工程就沒有人願意做了，第一它時間花得長，第二、你再辛苦、再努力，人家看不到，無法轉化成選票，所以民主政治就是有這種不得已的負面因素在裏面。在新加坡會講這個主題，其實是在講說新加坡在國家治理跟建設上面是舉世矚目的模範生，它在科技、金融，甚至在文化建設、政府的效能管理，都名列前茅，但在爭取這方面的卓越的時候，就可能有所犧牲，而犧牲的可能是草根面、泥土面的思維，這個問題在大陸是最嚴重的，為了追求GDP、建水壩，為了追求看得見的工程，它根本就是制度性地忽略底層的利益，來換取高成就，但在我心目中，我覺得手中有權力的人要做決策，要知道說你被賦予權力，其實是為了造成人民的幸福，如果你眼中只看到那個高效能指標，以及你個人形象工程的成就，你會不會犧牲了泥土層面的個人幸福？這兩者中間是要有一個比例的。如果一個政務官沒有這樣的問題意識，知道這是一個問題，那他做決策的時候會滿心擁抱那個單面向的高指標跟形象工程，我是期期以為不可，你心裏一直要問最重要、最重要是什麼。
能否舉例說明？
比如說在文化部工作的時候，我大概每年有一百七十億台幣（約合五點二六億美元）預算，到底要分配在哪裏，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在其他老的部會，預算定下來以後，每年都是照著編，但因為文化部是全新的部，前面沒有預算，這時候就有機會去思考這一百七十億有多大比例是去建一個國際級的表演廳，這個國際級表演廳建好以後是誰會花很高票價去欣賞？走紅色的地毯、在水晶燈下去欣賞巴黎來的團隊，這是一種選項。另外一個選項，如果我問自己說，我們台東、花蓮、金門、馬祖，以及烏坵的孩子，他們所得到的文化的營養跟滋潤，比起台北市中正區兩廳院旁邊小學裏頭同齡的孩子，請問他們之間差別有多大？他們之間的差別非常大，我的預算一百七十億，我只有一塊餅，我給了這個，那個就沒有了，它必須是一個選擇。
不能兩邊都有？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預算，你的錢是固定的，除非我有兩千億，但是台灣並不是一個有錢的國家，不管是一百七十億或二千億，還是要決定這筆錢要花在哪裏，所以不見得說所有高級的表演藝術都不要，我只要到鄉村裏去做藝術扎根、人文教養什麼的，重點不在這裏，重點在於政務官以及他所帶領的事務官，要有問題意識，台北市核心區裏十二歲的孩子，跟台東部落裏的孩子，還有馬祖海邊的孩子，他們的差距有多少？你是不是要對他們負責？你問了這個問題之後，再去做資源的分配，我不管你怎麼分配，但你這個問題要先問，這就解釋了「鄉村幸福了，國家才幸福」。
你對即將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有什麼期許？
我其實滿高興民進黨不只在政府執政，連國會都是最大黨，這樣的完全執政，代表民進黨，這個以反對姿態出身的黨，它終於有機會從一個拳打腳踢的青少年轉變為一個大人，我覺得台灣需要這個機會，我相信這次的機會也會徹底地改變民進黨，你執政了，抱歉，你就要承擔後果。在兩岸關係部分，我相信以前民進黨所阻擋的、攻擊的、堅決不願意做的事情，可能它現在都要拿來做了（笑），因為這條船沉不沉都是你掌舵了，因此我也滿心期待，希望它用最高的負責任態度與智慧，來處理未來相當艱鉅的責任，因為中國不是固體，看著它做應對，它自己是不斷在變化，所以必須非常非常深刻地去了解它的內在結構跟內在邏輯，才知道做什麼決策，才跟那個頻率是接的上的，如果以前沒做功課，趕快做吧！
文／童清峰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亞洲週刊
（原標題：專訪﹕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 龍應台要打破兩岸三地之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