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有溫暖的陽光灑落在花園中，我還記得當我面對大衛，像孫女一般蹲在他面前聽他說話，近距離看著他的臉、握著他的手時，我腦子閃過一個念頭：他真的好老啊。
大衛的皮膚不停掉下小屑屑，手的皮膚非常皺。當他喝著茶時，茶水會不自覺從他唇邊流下……
大衛是我訪問過最老的人瑞，看著他帶給我強烈的衝擊感。
在他身旁陪他用午餐，對於我的問題，他以輕鬆的方式回應我，或是不時開玩笑地說：「歐洲人真不懂得做茶，我不該點茶喝的。」
我問他：「對您來說，安樂死是個困難的決定嗎？」
大衛說：「對我來說是個很簡單的決定，因為我這幾年的生活已經變成悲劇了。我一直盡力在忍受生活，雖然希望自己有能力享受它，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我真希望澳洲政府能讓安樂死變得容易，但政府一直說不不不，所以我只能向瑞士尋求幫助。這不是最好的選擇，我真的不想選擇在瑞士結束生命，要是能直接在澳洲安樂死就好了。」
我注意到大衛的衣服上印著一句話：丟臉地衰老。
於是問他：「如您衣服上這句話所說，您真的認為衰老是一件丟臉的事嗎？」
他說：「我不太清楚今天選了哪件衣服穿，但如果我穿著這件衣服去演講，我想那會有很好的諷刺效果。」
儘管已高齡104歲，大衛仍不忘幽默。
他繼續說：「我不認為衰老是丟臉的，人們想活得久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寧願在沒這麼老的時候死去。我也曾經認為長壽很好，直到九十五歲之後大部分的生活我無法自理，被吊銷了駕照，對我而言這是結束生命的開始。」
我接著問他：「離開這世界後，你最想念的會是什麼？」
他回答：「我會很想念在斐濟做研究的那段時光。」
高齡104歲的大衛身上沒有任何慢性病，兒孫成群，年過百歲的他仍然在大學教書做研究，從一般人眼中看來，他沒有安樂死的理由。
我猜想，也許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看過的一則報導：一、兩個月前，獨居的他在家中跌倒，三天後才被來幫忙打掃的人員發現。整整三天無法求救，只能躺在地上，這三天的他到底經歷了什麼？他會想些什麼？
於是我問大衛：「是因為你在家裡跌倒了，才做這個決定嗎？」
他說：「不是。在我不能自由旅行、不能自在閱讀想讀的書、沒辦法好好教書，那時我就覺得差不多了，我該離開這個世界了。」
我們那天下午在花園的互動非常自然。我臉上一點妝也沒有，頭髮由於十幾個小時的飛行而亂七八糟，也只能用簡單的英文與他交談。儘管如此，這段時光比任何訪問都來得有價值。
最後與他道別時，我說：「我也住在這間飯店，先讓您休息，這兩天我們應該還會再見面。」
他執起我的手，親吻了一下。
我也親吻了他的手。
在那一刻，我們祝福了彼此。
沒有死亡陰影下的悲傷與恐懼，我們就像來自地球兩端的忘年之交，一起在瑞士飯店有著美好陽光灑落的花園裡，吃了一頓愜意的午餐。
英國團隊抵達飯店，得知我們已先採訪後，英國導演卻說：「我們沒有拍到，這不算是正式的採訪，我們不會用。」
當時我其實有些沮喪，我認為不可能有比這更好的採訪。那是在如此自然下發生，不是刻意裝模作樣的產物。
我不懂為何英國團隊堅持要再另做一次專訪。雖然我內心糾結著，但尊重英國導演的決定。
此刻，出發前的疑慮又回到心中：我在這個團隊中的定位是什麼？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記者還是主持人？是一名觀察者？一個好奇的民眾？我到底是誰？……
生命的歡樂頌
巴塞爾第二天，英國導演安排了一些採訪行程，包含當天上午的正式記者會，以及機動性訪問陪著大衛來巴塞爾的護士、死亡醫生菲利普等相關人士。
由於時差，第二天早上我四、五點就醒來了。採訪都安排在白天，這對我來說反而是很好的生理時鐘，早起我能有充分時間靜心，或是準備當天的採訪。
當我們抵達記者會現場時，陣仗之大，彷彿全世界的大媒體都來了。美國CNN、英國BBC、澳洲ABC、路透社……原本就不大的宴會廳擠得水洩不通，但東方面孔只有我們。幸好，在亞洲能確保我們是獨家。
大衛由孫子陪他到現場，孫子也是從另一個城市特地飛到瑞士，陪爺爺走完人生。
雖然會場內擠滿媒體，但氣氛卻瀰漫著一股凝重，有種山雨欲來之感。
一名記者打破沉悶的氣氛問大衛：「在您的最後一刻，您會放點什麼音樂嗎？」
大衛說：「我應該會放《歡樂頌》。」
說完，大衛竟大聲唱出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中的《歡樂頌》。他的歌聲，鎮住了現場所有人。
瞬間，會場內彷彿亮了起來。這顯示大衛仍是活力充沛，他並非虛弱到必須結束生命的老人。
而這反差，又更加突顯這整件事的荒謬，與考驗著我們一般人對死亡甚至是安樂死的認知。
接下來，我們打聽到大衛的孫子可能會推著爺爺去附近植物園散心。這段出發前的空檔我們訪問了護士，我問護士：「為什麼大衛的家人沒打算幫他請二十四小時的看護？或許他就不必面對跌倒三天後才被發現這件事。」
但護士反問我：「換作是妳，妳想要嗎？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著妳，盯著妳的吃喝拉撒睡，妳想過著這樣的日子嗎？」
我被護士問倒了。
對於家中長輩，我們理所當然認為要全天候無微不至地照顧，這似乎就是最好的安排，但我們從來沒有問過長輩：你們想不想要？
會不會長輩為了讓晚輩不那麼愧疚，把自己的尊嚴放到一邊了呢？這麼一來，反而是強加壓力在長輩身上。
如果連你自己都不想要過這樣的生活，又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是最體貼長輩的方法？
我重新思考了過去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價值觀。
代替世界擁抱大衛
大衛坐著輪椅被孫子推出來，準備去植物園散心。製作團隊也跟拍這段過程。
但我心中十分矛盾，想著：可不可以不要再拍了？就不能把大衛人生的最後一天留給他家人嗎？
而我們還追著他們拍，並且追問：我們是否能做專訪？
我在心中吶喊：不要再拍了，用我昨天採訪的畫面就好了！這就足夠了，不要再打擾祖孫珍貴的相處時間！
但另一方面，我又怕導演會認為我是想偷懶，才不願意跟拍。
終於，導演成功說服了大衛做一段專訪，就在植物園中，我們找了個涼椅坐下。
專訪當時，在我們周圍除了大衛的親友，還有一些國外媒體在側拍。
我不得不問與昨天相同的問題，有的問題則是顧慮大衛的親人不敢再問，例如跌倒這一題。
令我訝異的是，相同的問題，昨日與今日卻有不同答案。
昨天我問大衛：「離開這世界後，你最想念的會是什麼？」他回答：斐濟。但今天他的回答卻是：「我不相信死後的世界，何來想念之說。」
我被這個回答撂倒。
因為我相信有死後的世界，才認為會有想念，會有念念不忘，會有想徘徊停留的地方。但我從沒想過對某些人來說，死後世界並不在他們的價值觀中。
以至於接下來所問的問題，對我而言已無法在心裡激起漣漪。那些問題是我的問題不是他的問題，在他心中，早就雲淡風輕。
最後我說：「我們能靜靜待在這兒一分鐘嗎？」
這是我的浪漫。有時候不必說任何話，只需靜靜感受這時刻就好。我會永遠記住這段時光。
當我還在沉靜中，沒多久大衛說話了：「Well Well，大家都看著我們，怪不好意思的呢。」
我笑了。最後的最後，我給大衛一個擁抱。
沒想到這一幕被國際新聞社拍了下來。隔天早上起床，我發現我登上各國網路媒體的版面！除了歐美、澳洲媒體，還有韓國等亞洲媒體，都大大刊登著我擁抱大衛的照片。
我問北京的朱導：「為什麼大家都愛這張照片？」
朱導說：「可能在某方面來說，妳代替這個世界擁抱了大衛吧。」
還記得中天新聞有名主播，一早起床搜尋新聞網站也看到這張照片，在臉書上發文驚訝地說：「這個人是曾寶儀嗎？她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
有人把貼文轉給我看。這段話太好笑了，我永遠不會忘記。
作者介紹｜曾寶儀
兼具主持、歌手、演員等多重身分的全方位演藝工作者。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大田《一期一會的生命禮物：那些讓我又哭又震撼的跨國境旅程》
責任編輯／蔡惠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