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所有民族一樣，並不是天生就願意永無止境地「吃苦」。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裡的民眾也在奮力延續其私人生活和家庭價值觀。當被逼到極限時，中國人也會罷休不幹、抗議或抵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即使面臨嚴格的信息控制、嚴厲的鎮壓、對苦行僧堅忍主義的不斷灌輸，仍舊一直在不斷嘗試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所說的「發聲與退出」（voice and exit）之選擇。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黨國的本質和力量，使得發聲抗議這個選項代價高昂、危險且效果非常有限；因此，無論何時何地，一旦有可能，中國就會爆發大規模、有創意、日益龐大的各種「退出」，即向外移民潮，湧向各國包括東南亞和非洲等「較不發達」的國家。即使在毛澤東極權時代，高風險且往往致命的「非法」移民潮和難民潮也曾大規模發生，主要目的地是鄰近的香港。
目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法移民不斷出現在世界各地，但更變形為組織良好、利潤豐厚但仍然會致命的人口販運。每年的非法移民出國人數未知，但可能相當可觀。單是在2015年，北京報導抓到企圖非法移民到其他國家的中國公民人數就增加了165％。從毛後時代初期開始，中國在十年內就攀升為世界第七大國際移民來源國，到2013年已成為第四大。截至2019年之前的三十年內，共有超過1,100萬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永久移居國外。與國際移民的一般模式相反，快速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加速了中國人的大規模外向移民。中國在2010年代中期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來源國，每年有14.7萬人，比墨西哥高18％，比英國高27％。從中國到美國的非移民旅客也迅速增長，從1999年的20.1萬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52.8萬人次，到2019年達到104萬人次；每年還有15％至24％以上，即20萬名左右的中國人被美國簽證官拒絕。
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移民類似，中國的合法移民往往是母國最聰明、受過最好教育的一群人。1978年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第一批共52名學生赴美學習。不久之後，幾乎中國的每一所頂尖大學，都成為外國（尤其是美國）研究所的預備學校，其中不言而喻的默契是—「即使是最能忍耐、最能吃苦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無法在中國生活（好）。」中國最知名的兩所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於2006年超過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成為美國博士課程的兩處最大生源。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每年約有20％該兩校的畢業生（「高科技專業」更是超高的76％至80％）出國留學。單是在2013年，就有超過41.3萬名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其中包括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高中生，甚至小學生。從1997年到2014年，中國赴美學生增長了六倍，達到逾25萬人，超過來自歐洲、南美、非洲、澳洲、和北美其他地區學生人數的總和（或為印度的兩倍），占美國所有外國學生的近三分之一。在2020年，這個數字進一步增加到超過36.9萬。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之前，估計有100萬名中國學生在西方學習。在2021年夏，當美國恢復在中國發放學生簽證時（仍在疫情期間），前兩個月就簽發了超過5.7萬份，超過了疫情前的紀錄，儘管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比之前更加緊張。年輕人如此清晰而大規模地「用腳投票」，代表了中國人才資源和教育投資的大量外流。
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學生，中國學生畢業後往往不歸國。中國官方數據顯示，畢業後（主要是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自各國回國的比例，從2000年的41.18％，下降到2008年的27.98％。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中國學生只是出國拿個學士學位就返國，這種下降趨勢已經趨於穩定，甚至有所逆轉。截至2013年，自1970年代末以來，到外國留學的264萬名中國留學生中，有109萬人回國。就在接受移民的國家獲得學位的中國學生來說，回國率仍然很低，因為「大多數學生出國留學的主要目標就是移民」。2002至2007年間，只有3％至6％擁有美國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返回中國，和1990年代的4％至11％相比下降了不少，遠低於歸國的印度人（19％）、台灣人（57％）、韓國人（59％）、日本人（67％）和墨西哥人（68％）。2019至2020年間，79％至85％獲得理工科（即STEM）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希望留在美國。正如《自然》雜誌所報導的，「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比其他國家的學生更有可能留在美國」。
出於種種目的，包括獲取最新技術和提升政權的政治合法性，為了吸引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才回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並資助了許多精心設計的招聘計畫，針對所謂的「海歸」（諧音稱為「海龜」）。最負盛名、也最昂貴的，是2008年以來中共中央組織部精心策劃的「千人計畫」和「百人計畫」。在美國於2020年加強審查而埋名隱藏起來之前，這些計畫旨在公開且大規模地招聘、回收海外頂尖人才。姑且不論這些高級計畫中涉及的許多重大欺詐和腐敗，這些努力吸引到的人似乎大多是些短期停留的季節性流動工作者，這些人還經常欺騙他們的外國雇主並竊取技術，以換取中國政府提供的輕鬆且高額的薪酬和福利。絕大多數（到2012年為68.4％）「愛國的」海歸們，保留了他們的外國護照或綠卡，因此被稱為「釣魚海鷗」。在受我訪問的許多中國人眼中，經常被視為（此觀點並非完全不公平）助長中國學術腐敗的海龜和海鷗們，是些在美國與西方技術勞動力市場中的「過氣人才」或「被淘汰者」，儘管海歸們實際上可能在許多重要方面，還是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造和升級了技術。
不同於大多數對外移民的國家，中國的移民除了較典型且滿懷抱負的青年學子、窮困和絕望的勞動者，以及想發財的人之外，還包括富人、各有建樹的菁英和城市中產階級成員。事實上，在中國，帶頭移民出國的還是中共官員：除了合法移民之外，1993至2013年期間，數以萬計的黨國官員非法「逃亡或失蹤」到國外（2008至2013年就有6,694起案件）；據報導，他們捲攜的資金高達人民幣8千億至2兆元（1,180至2,900億美元）。另據報導，中國富人和中上階層有高達60％至74％的人（包括大多數的超級富豪，而且往往也是中共黨員），不是正在尋求，就是已經獲得了外國居留權或非中國護照—這是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也絕無僅有的現象。也許只有在普丁（Vladimir Putin）統治下，俄羅斯寡頭們的大出逃才稍微堪比。在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熱門」目的地，中國富人現在占所有投資移民申請人的四分之三至90％。自1992年美國EB-5計畫啟動以來，中國公民已占該計畫下所有投資移民的67％（2014年為86％）。這一比例在2008至2014年還增長到95％，儘管中國申請人在支付50萬至100萬美元後，必須等待六年才能獲得綠卡名額。2014年，加拿大政府取消投資移民計畫，使全球6.6萬申請人中的5.7萬中國富豪們被拒於門外；其中，有1,355人向渥太華提起了損害賠償訴訟。2005至2014年間，蓄意在美國生孩子的富裕中國母親人數飆升100倍，達到每年5萬至6萬人，利用美國出生即自動成為公民的法律，為後代提供移民的捷徑。2014年，中共經濟改革的一名主要推手得出結論，中國已經發生了「兩種大逃亡」：商業和技術菁英的大規模移民出國，以及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此外，中國移民們經常看似願意去任何地方，甚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等被中國人普遍汙名化、蔑視乃至充滿種族主義偏見的地方，現在卻是100萬至200萬中國公民（許多是非法的）居住的地方—他們之所以去那裡，「只是想離開中國」而已。2021年，一篇關於「為什麼富人選擇逃離而不是改革（他們自己的國家）」的中國文章得出結論，除了移民外逃外，他們「真的沒有其他安全的選擇」。
想一想外國和本國人民如何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很能說明問題。許多逃離中國的中國人，走的是艱鉅、代價高昂和不確定的尋求政治庇護途徑，持誇大或虛假的理由與文件者不在少數。有消息稱，一些中國的政治庇護申請者似乎得到了中共黨國的默許，進而引發人們對他們真實身分的質疑。在有相關數據的過去25年裡，每年在美國的所有國際尋求庇護者中，始終有三分之一到40％是中國公民，而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9％到20％以下。在21世紀數以萬計尋求庇護的中國人當中，每年有3,000至10,000人獲得了美國的庇護綠卡（其中一半以上是通過法院獲得的），比包括委內瑞拉、薩爾瓦多、埃及、海地和衣索比亞在內的任何國家都多，是同樣人口眾多但更為貧窮的鄰國印度的10到20倍。中國公民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人數始終穩定，每年增長不大，但成功率從1997年的不到6％，飆升至2010年代的三分之一以上，這表明他們對美國庇護項目的利用和操縱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通過在美國地方和農村法院進行、經專業準備的移民訴訟。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還在許多被視為理想移民目的地的國家（如澳洲、加拿大、歐盟和紐西蘭）申請政治庇護。2017年，超過1,300名中國公民在加拿大尋求庇護，使中國躋身「前五名」來源國之列。2018年，澳洲有9,000多起案例，使中國成為遠遠最大的受庇護者原籍國。2019年，超過6,000起中國庇護案件在歐盟待審。2018至2020年間，每年有69至117名中國公民在紐西蘭提出庇護申請，占所有此類案件的17％至23％，其中約一半成功通過。除了在紐西蘭和美國外，在世界各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人似乎只有不到10％的成功機會。零星的新聞稿顯示，在鄰國日本，中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之高，使中國在2000年代成為前五大來源國，與緬甸、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並列。2017年，中國在日本的請求庇護人數比前一年度增加102％，達到315人。
對於那些沒有能力、機會或決心移民的人來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甚至只是去香港、澳門和免簽證的韓國濟州島）的短途旅行，提供既吸引人又有回報的機會，得以避開國內價高又質次的商品和服務，尤其是對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的中國人而言。雖然造訪中國的外國遊客數，在2008年達到頂峰後開始下降，但造訪其他國家的中國遊客數（據報導有60％人以購物為目的），卻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現在是造訪中國的外國遊客數量的三倍。在2010年代，中國每年有超過7,000萬公民出國，其中大部分是遊客或學生，而造訪中國的外國人只有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一。中國是全球第一大留學生來源國，但其接收的外國學生人數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0％。當無法用腳投票、親身出境時，許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會改用眼球投票、精神出境。2010年代，在中國影院放映的外國電影通常被政府限制為每年34部；然而，其票房收入卻與中國每年製作的600部左右的電影差不多或更高。彩票可能是另一種富吸引力的迷幻式逃避現實手段：中國的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60％，但中國人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錢與美國人差不多。
作者介紹：王飛凌（Fei-Ling Wang）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
已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和《中國的戶口制度》。另發表中英文文章數十篇，部分已被譯為法、義、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半島電視台、美聯社、BBC、CNN、《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八旗文化《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