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不是變法的核心人物，卻因變法的失敗獲得了最大的利益。慈禧清算了變法的核心人物，自以為恢復了大清的憲制，卻控制不了外國的輿論。變法外圍的流亡者發動了近水樓臺的宣傳戰，將事件解釋成進步與開放、專制與排外的鬥爭。他們本來不一定勝利，但敵人幫了他們的大忙。慈禧一旦支持義和團，就在西方主流輿論面前坐實了流亡者的指控。朝廷雖然在庚子以後轉向變法，但無法扭轉國際社會對它的刻板印象。改良派和革命黨成功地利用這種反感，動員海外華人社區，最終推翻了大清，將他們的宣傳變成了歷史，強迫以後的歷史以此為起點。其實這些宣傳真真假假，不比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凡爾賽宮廷祕聞、蘇聯解體後出版的克里姆林宮祕聞可靠多少。
在這些宣傳戰中，梁啟超是主力。康有為熱衷於當教主，做不了推銷員和煽動家。梁啟超的主要敵人是革命黨，因為他們都依靠海外華人社區的捐款，構成同生態位競爭。大清是否倒臺無法預料，這塊蛋糕才是真正重要的。他們的論戰因此絕不是純粹的抽象理論，更不是尊重歷史和事實的典範，倒是有點像不規範的競選活動，以討好華人社區捐款人為原則，同時利用信息不對稱欺騙金主。
雙方的鬥爭不限於演講和撰文，也包括利用幫會和日本浪人相互行刺，自然會結下不可告人的深仇【註11】。只有內地少年毛澤東這種天真人士，才會僅僅依據他們公開的文章，呼籲一切革新派聯合起來，讓孫總統任用康、梁組閣——當然，他長大後就不再天真了，那是另外一回事。許多中國近代史專家研究歷史的方法，跟少年毛澤東非常相似。
辛亥革命與其說是海外兩黨在互掐之餘的努力，不如說是朝廷與其士紳支持者的內訌。無論如何，民國為流亡者提供了還鄉的機會。這是梁啟超的黃金時代。民國需要模仿西方的政體，沒有人比他更內行。然而好景不長，內地的軍紳政權痛苦地發現，自己對黨派政治並不擅長，盡管擁有大部分實際力量，卻很難贏得國會多數。一小撮黨派活動家雖然只在沿海和海外有影響，卻輕易地贏得了發號施令的地位。他們用政變作為答覆，很高興地看到對方無力對抗。梁啟超沒能像國民黨一樣，爭取日本、德國和蘇聯的外援，因此沒有辦法捲土重來。他回到了輿論製造者和思想引進者的角色，他在那裡才是強者。他在臨終前看到黨軍的北伐，預感到自己設想的「新中國」必將遭到新人的蹂躪【註12】。果然，國民黨在抗戰結束前，推出了完全不同的「新中國」藍圖。蔣介石退往臺灣後，辛辣地譴責敵人的剽竊行動，卻忘了自己的概念也不是原創的。
梁啟超最深遠的遺產可能就是這套發明歷史的技術，後來所有人都以受害者自居，其實都是不同程度的受益者。只有他最初的受害者大清沒有抗議，因為大清已經沒有政治繼承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