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專文:情人的家

「情人」和他的中國妻子、兒女,以及故居。(印刻提供)

「情人」和他的中國妻子、兒女,以及故居。(印刻提供)

世事變幻無常,亦有不變的事物。

同樣的路線,同樣的地名,看起來似乎有不變的東西,然而,物非

全是,而人已全非。變化無常才是永恆的常態。

來了,看見了,記住了,沒有留下什麼也不用帶走什麼。

情人的家面對著一條河。來自水上的南國的氣息,穿過這座典麗的磚石宅第的前院,穿過歐洲風韻的拱門,把四季的微風吹進雕樑畫棟的中國式大廳裡。大門前的河岸邊,有一排搭著布篷賣水果的攤販,河上有運載魚鮮和乾貨的小船,對岸遙遙可見一口口醃製魚露的禇色大瓦缸。沿著河往東北方向過去,在跨河大橋還沒有興建起來的年代,人們在那兒搭乘過河的渡輪,通向對岸的西貢。

這條河叫湄公河,這個地方叫沙瀝,距離西貢一百四十公里。

就是在那艘渡輪上,她和她的中國情人相遇。那年她還不到十六歲,他二十七。

衣著講究的中國青年從他的黑色轎車走出來,走到憑著船舷眺望江景的小女孩身邊。他倆有一搭沒一搭的交談著。他告訴小女孩,他的家就是那棟「河邊的大房子,陽台上有藍瓷欄杆」的。他形容那種顏色是「明亮的中國藍」。

然而當我來到這裡,在一個冬天的日午,我眼睛裡看見的欄杆,那藍色已經消退成一種淡淡的影子,近於白但不能算白色了,幾十年風吹雨打下來呈現的其實已近灰色,奇怪的是反而有一種陳舊的美,不是來自顏色,而是顏色消逝後遺下的歲月的影子。

巴洛克式的門廊,掛著中國式的紅燈籠。(印刻提供)
巴洛克式的門廊,掛著中國式的紅燈籠。(印刻提供)

這是一棟風格奇特的房子。門面猛一看是歐洲文藝復興式的,一排大大小小五個拱門。再看一眼後上方,卻會發現中國南方廟宇式的飛檐和裝飾。進了門就是濃烈的中國風味了,而且是南中國的。不過地上鋪的瓷磚卻是從法國運來的。大門上方的匾額題的是興建這棟屋宅的主人的姓名。進入大堂,迎面的神案上方供著關公畫像,鬚髯飄逸;兩側的聯語顯示主人求的是財與福。神案雕琢得金碧輝煌,一路往上延伸跟雕樑畫棟連成了一氣——事實上這整座房子的樑柱和門扉都是不厭其煩的雕琢,塗金,漆紅,連幾件碩果僅存的家具也是繁複地嵌鑲了螺鈿的紅木。

一進門完全是中式的雕琢和家具。(印刻提供)
一進門完全是中式的雕琢和家具。(印刻提供)

第二進的小廳正中間一張大煙榻,當年住人的時候當然不會擺在這麼顯眼的地方。煙榻細緻嵌鑲的螺鈿十之八九都已經被挖掉了。據說這家人全都出國以後,屋裡值錢些的東西都被住附近的人進來搬走了。小廳兩旁各有一間小廂房,房裡放兩張單人床,供給想在這裡過夜的旅客留宿,一晚三十美元。

煙榻上鑲嵌的螺鈿被挖空了。(印刻提供)
煙榻上鑲嵌的螺鈿被挖空了。(印刻提供)

第三進更小,兩旁也各有一間小廂房,堆放雜物。後院曾經有車庫和廚房,兩側也有些房間,現在都被拆除,原有的果園也早已不存在了。從私人住宅變成公家機關又變為文化景點,內部的改變是無可避免的吧。然而這棟屋子竟不是如我原先以為的那麼豪奢氣派,只是看得出當年建工的精緻和華麗。我完全無法想像情人住在這棟房子裡,在裡面走動,睡覺,吃喝,思念。我看不見他的身影,這裡似乎沒有一處地方容得下他。這棟建築只剩下一副供給遊客觀賞憑弔的外觀而已了。

小女孩從未來過他的家。她一定經過,也遠遠從河上看見過,這棟當年還是藍色的中西合璧的宅第。他也並不喜歡自己這個家,他懷念巴黎,少年時在那裡讀書的日子。然而他還是在這裡娶妻生子。時局動蕩的年代裡,他時而遠居海外時而回到這裡暫住,最後卻是死在這裡,像一份宿命。

他是一九七二年去世的,正好七十歲。那時他的妻子兒女都已定居海外,他死後再沒有家人要這棟房子,於是被當地政府收下,用來作警察局的辦公處。一九九一年法國導演Jean-Jacques Annaud來西貢拍攝電影「情人」,還無法進入這棟房子,只好借用河對岸另外一棟宅第,拍攝情人回家見父親的那場戲。

大堂兩側的牆壁上掛著好些幅黑白舊照片。右側是她,左側是他。

小女孩後來成為法國名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牆上是她年輕時和年老時的照片:小時在越南的全家合影,少女瑪格麗特,以及成名後大家熟悉的莒哈絲那張滄桑的面孔。更少不了的是電影「情人」的劇照,男女主角梁家輝和珍‧瑪琪;文字的,圖像的,全都試著建構出一個曾經存在的人——那個在越南說法語的中國情人。

另一面牆上,遙遙相對,照片裡全是東方人,沒有電影劇照,全是真實人生。相片裡的男人是這棟房子的少主,他的單人照,生活照,與新婚妻子的合照,與妻子和五個孩子的全家福合影,在國外,在海邊⋯⋯

他實在說不上是個英俊的男人,尤其在對面牆上梁家輝的劇照相形之下。但他有一份富家公子的閒適氣派。可是在小女孩的眼中和書寫中,這個男人總是緊張的,柔弱的,羞怯的,甚至憂傷的。或許他那時還太年輕。他們後來都長大了,變老了,卻為對方凝固了這一段湄公河上的時光和記憶。

這棟舊居是他的兒子在二○○六年返鄉時收回來的。然後就修整成了一處「文化遺跡」,作為景點開放給遊客參觀。牆上家人的照片都是這個兒子捐贈的。

來這裡參觀的幾乎清一色都是法國人。說法文的講解員對著幾位法國遊客, 指著牆上莒哈絲的照片比劃著,滔滔不絕 。我這唯一的東方人在這裡竟顯得有些稀罕,一位只會說越南話的年輕姑娘負責為我講解。她親切地端上茶和糖漬薑片,我們坐在掛著情人照片的這面牆下,啜著清茶,輕輕小口咬著又甜又辣的糖薑。南國十二月天的日午竟還有些燠熱,從河上吹進廳堂來的微風令人感到清爽舒適。姑娘像閒話家常般對我述說這棟房子的故事,回答我好奇的詢問,我的導遊盡責地為我倆翻譯。

我的華語導遊從未聽說過這麼一處地方。來這裡是我臨時要求增加的節目。他沒有聽說過《情人》 這本書,也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在越南是禁演的,因為裡面的性愛鏡頭。姑娘卻說她看過影碟,還從架子上取下一本法文的電影專輯給我們翻閱。封面上除了片名L’AMANT,還有兩個紅色的漢字:情人。

廳堂角落裡有一架老式的手搖留聲機,上面還有一張黑色膠質唱片。這是房子裡唯一的一件器物,我可以想像他在這裡逗留時會用到的。

「情人」可能曾經用這架留聲機聽唱片。(印刻提供)
「情人」可能曾經用這架留聲機聽唱片。(印刻提供)

在西貢——我總是不能習慣稱那裡為胡志明市——我住的酒店就在昔日稱為堤岸的地方,華人聚居的第五區。許多年以前,情人在這一帶有一間公寓。炎熱的下午,他帶她去到那裡,臥室的百葉窗關著,棉布窗簾放下來,房間裡很幽暗。街道上的喧囂——行人大聲說著中國話,木屐的腳步聲,電車的噪音,燒烤食物的氣味,灰塵味,茉莉花香⋯⋯全被攔在窗外。幾十年下來這一切似乎沒有多少改變。整個城市在百葉窗的木窗欞外面,他倆在房裡,探索彼此年輕的身體和靈魂,相愛,成為彼此的情人。她始終記得,她的情人皮膚細膩柔滑,身上有英國煙草、法國香水和中國絲綢的氣味。

離開她的情人回到法國時她十七歲。《情人》(L’Amant)這本書寫成、出版那年,她七十歲。同年她因這本書獲得法國最高的文學獎:龔古爾獎。在龔古爾獎加持之前,《情人》 出版六個星期就賣了二十五萬本;兩年裡,在法國的銷量就有一百五十萬冊。這本書在全世界有四十幾種文字的翻譯本——當然包括越南文。

在寫出這本書之前她已經是法國赫赫有名的作家。他也聽說她的名字了,知道她就是許多年以前在湄公河的渡輪上邂逅的小女孩。有一回在巴黎,他查到了她的電話號碼,鼓起勇氣打電話給她,說想聽聽她的聲音。他自己的聲音開始發抖。他告訴她:他始終是愛她的,他一生都無法停止愛她,他會永遠愛她直到他死去。聽到他的聲音和話語,已經走過長長人生的作家回到小女孩的歲月,在電話的那頭哭泣,哭了很久很久。

他們沒有再見面。

又過了許多年,就在《情人》改編成電影將要開拍時,她聽到他多年前的死訊。她放下手邊的編劇工作,提筆重寫《情人》,那就是一年後完成的《中國北方來的情人》。故事結尾跟《情人》一樣,還是他的電話⋯⋯還有,她的哭泣。她終於為這段愛情寫下了最後一個句點。

莒哈絲在書裡一再提到,她的情人來自中國北方——滿洲,撫順。我第一次讀到就覺得奇怪,懷疑十九世紀的東北人會移民到中南半島。我無從得知她是始終沒有弄清楚她的情人的祖籍呢,還是有意的把她的情人放到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和氛圍去。莒哈絲在一篇訪問裡說過:《情人》 裡的人物和處境都是真實的,甚至「沒有一個逗點是虛構的」。

但我發現了,而且非常肯定:情人的祖籍不是撫順,而是福建。講解員是這麼說的,當地人也都知道的。

情人的的父親黃錦順是第一代移民,在西貢做房地產生意致富,一八九五年建了這棟臨風面水的房子。「錦順」似乎是個閩粵慣用常見的名字。房宅大門匾額竟然就是「黃錦順」三個字——以自己的姓名為門匾實在不多見。大廳上的一對楹聯也嵌了他的名字:「錦心恢世業/順意紹箕裘」,洋溢著自滿自許之情。

廳堂上金碧輝煌的匾額是當地華僑贈送的,為慶賀黃錦順被法國殖民政府賜封了一個類似「知縣」的頭銜。匾上大書「中西共仰」四字,上款「大法國欽賜    知縣銜/沙瀝福建會館總理兼財政/黃府錦順翁高陞誌慶」,下款是十五個人名或商號「同拜賀」。既是福建會館總理兼財政,黃家是福建人更是殆無疑義的了。

還有一項旁證。附近一條街上有座「建安宮」,講解員告訴我:當年華人修建這座廟時,一大部份是黃錦順捐獻的款項,至今看守廟宇的還是他們家族的人。我也去廟裡看了,供奉的是保安大帝——那是福建人信仰的神仙。

很可能是當年那個小女孩聽錯了。對於那個法國女孩,撫順和福建會有多大的差別呢?

小女孩的家再窮、再破敗也是法國殖民者,不會容許女兒嫁給一個中國人——或者越南人,總之是黃種人,無論對方多富有。而黃家少爺、元配的長子,當然不能娶一個破產的、負債累累的、聲名狼藉的法國寡婦的女兒為妻。黃錦順早已為他的兒子物色了一位門當戶對的華裔富家女,長的非常漂亮,南方人,跟美麗的越南保大皇后是同鄉。

兒子懇求父親試著理解他對法國少女的這份感情,一種此生不會再有的強烈的愛情。父親年輕的時候可能也經歷過的,但現在已經無動於衷了。一個要「恢世業、紹箕裘」的第一代移民,當然也要自己的兒子承擔同樣的家業重任。他拗不過財大氣粗的父親——尤其父親表示願意替那家山窮水盡的法國人還債,讓他們回國去。

就像大多數當時的中國兒子,他終於服從了他的父親,娶了那個來自南方的漂亮富家女——新娘和小女孩同年。牆上的合影中,兩人的頭親密地靠在一起。

「情人」和他的中國妻子、兒女,以及故居。(印刻提供)
「情人」和他的中國妻子、兒女,以及故居。(印刻提供)

小女孩啓程回國,他在西貢碼頭目送她,坐在他的黑色轎車裡,遠遠望著她,靠著船舷,就像第一次見到那樣。

他和妻子生了五個兒女,兩男三女。兩個兒子都在法國做工程師,有一個女兒在美國舊金山行醫。我記起十多年前在巴黎,晚宴上遇見一位來自舊金山的醫生,我們談起莒哈絲,醫生說:他的兒媳婦的祖父,就是莒哈絲筆下那位「情人」。英文裡沒有祖父與外祖父之分,現在回想,這位醫生的親家母,想必就是在舊金山行醫的黃家小姐了。

晚年的他在法國與越南家鄉之間往返來回。一九七二年突然中風病逝,恰巧是為了參加一個朋友兒子的婚禮回到家鄉的時候。他獨自葬在離家宅不遠的墓園裡,雖然旁邊留有給妻子合葬的墓穴,妻子卻選擇長眠在美國,讓女兒和孫輩陪伴她。

在巴黎的蒙帕拿斯墓園裡,莒哈絲也是獨自長眠。很簡單的墓,長長的棺槨的形狀,沒有立碑,只是朝外的那端刻了她的姓名縮寫,MD兩個字母。沒有全名,也許她並不覺得名字有那麼重要——Duras本來也不是她的原名。

在書裡,他倆都沒有名字。

來到他的家,我才知道了他的中國名字:黃水黎。越南名是Huynh Thuy Le。對於她,這些一點也不重要吧。他就是情人,現在大家都這麼稱呼他了。他的故居,英文旅遊介紹就稱之為Lover’s House:情人的家。

二○一一年一月六日於美國加州史丹福

*本文選自印刻出版新書《那朵花,那座橋》,作者李黎本名鮑利黎,自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即赴美留學,曾任編輯與教職,現居美國加州從事文學創作,作品曾獲《聯合報》短、中篇小說獎。

《那朵花,那座橋》,一個小城裡的一座橋,牽出許多其他地方、記憶和故事,從建築到電影藝術,從東方轉往西方,在敘說時,心,安在這。(印刻提供)
《那朵花,那座橋》:一個小城裡的一座橋,牽出許多其他地方、記憶和故事,從建築到電影藝術,從東方轉往西方,在敘說時,心,安在這。(印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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