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在閱讀中掩去作者的姓名背景，我也將毫不懷疑地斷定，這本充滿遲暮感傷的書，出自一位老者。不過在此之前，我已獲得了關於此書的初步印象：它完成於1985年，當時57歲的馬奎斯，於四年前得到諾貝爾獎，正享有著與日俱增的世界性榮耀。
作為無愧于“大師”稱謂的少數作家之一，馬奎斯給予我的閱讀經驗，與“溫情”“感動”毫不相關，他習慣於以一個平靜從容的手勢，把溫情撕裂給人看，無論何時，他都顯得無比優雅。
典型如發表於1961年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當時，哥倫比亞流行著所謂的“暴力文學”， 馬奎斯謹慎地與之保持距離，一心專注於那個幾乎貫穿他所有作品的主題：孤獨。《上校》中的孤獨感，始終被處理得綿延粘稠、不緊不慢：給一隻始終捨不得賣掉的鬥雞買玉米、在清晨用小刀刮下混了鐵鏽的咖啡末、沒完沒了的雨季和因此而引起的便秘……是內斂的語言和不厭其煩的細節，推進著這個令人絕望的故事。
又如受爭議頗多的《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還有誰能把一場兇殺案刻畫得如此缺乏高潮呢？確切說，馬奎斯在此設計的環形結構，使得高潮成為不可能。小說始終處於一個平緩的坡度之中，故事的輪廓是用細節從各個角度和方向填出來的。一方面，整篇作品的敘述流波瀾不驚，另一方面，每個角落都有不安的小騷動，於不事聲張處，給人以巨大的震驚。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馬奎斯。儘管他謙虛地說，《霍亂時期的愛情》不過是個“老式的幸福的愛情故事”，儘管人們由於“動人”“傷感”等理由向我推介此書，我固執的閱讀期待都沒有被改變。我甚至懷疑，作為一位主張“介入”，聲稱自己一生中的所有行為都是政治行為的作家，馬奎斯筆下的愛情，會不會是一個別有企圖的政治托詞。
是的，我們很難想像，會在何處遭遇“純粹”的愛情。愛情，它可能關乎權力政治（米蘭·昆德拉），倫理社會（阿爾莫多瓦），關乎神（伯格曼）、受難與救贖（杜斯托也夫斯基），或者，僅僅成為文本遊戲的一個道具（羅蘭·巴特）。“純粹”這樣的詞，在一個複雜而繚亂的時代，只能萎縮進關於形而上學的大學講義。
而在日常言說和文字表意中，詞本身被割裂，詞和詞背後的互相指涉，則越來越混亂、越來越牽扯不清。這與現代人追求新奇的審美標準互為因果。也是為什麼很多現實主義之後的大藝術家，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弄得迂迴曲折、寓意深遠。當視而不見成為習慣時，人類關注外部世界甚於內部世界，或者討論內在，最終只是為了將其轉換為外在的、可言說的理論語言。
人們對待“愛情”的態度，就是由此引申出的表現之一：在嚴肅文藝中，愛情成為蕾絲花邊，能被隨意鑲嵌在哪個宏大敘事之上；在商業文化中，它又成為媚俗、煽情、有利可圖的上好佐料。可以說，是忽視和占用，同時敗壞著愛情的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