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小學四年級，十歲。家鄉在雲林濁水溪畔的小鎮，父母親於街上市場裡開了一家書店。
由於當年的鎮民代表選舉，市場內的叔伯們起鬨，覺得需要有位代言人來為市場裡的大夥兒們爭取福利，便開始尋覓適當人選及評估當選機率。大家認為國民黨提名「婦女保障名額」的警官太太實力較弱，如果推出女性人選較有機會當選。
眾人商議遂推派媽媽出來競選，因為媽媽中學畢業，口齒清晰，待人有禮得人和，加上經營的是文化事業，眾人紛紛向父親遊說。父親一開始不願家人涉足政治，因此對所有說客一概拒絕，直到有人放出「開家小書店，無錢無勢，憑什麼選鎮代？」等侮辱性言語，父親遂決心讓媽媽以「無黨籍」參選。想不到一群烏合之眾的市場助選團，竟讓媽媽以第二高票當選鎮民代表。
當選當夜，鄰居友人恭賀當選的鞭炮聲不斷，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站主任也到書店來祝賀，並邀請媽媽加入國民黨，父親面對民眾服務站主任的邀請答應考慮，待服務站主任離開後，他卻將國民黨入黨申請書直接丟入垃圾桶內，這一幕令我印象深刻，也成為我民主啟蒙教育的第一課。
回想一九六○年，蔣介石在媒體所營造的全民擁戴的氛圍下，於三月二十一日當選第三任總統。「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研討會」於五月十八日集會台北，決定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並預定在九月底成立。蔣介石遂下令於九月四日逮捕《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兼新黨發言人雷震，十月八日以「包庇匪諜罪」判處雷震十年有期徒刑；十一月二十三日雷案覆判維持原刑。再加上李萬居的《公論報》因財務不佳，遭到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強買而失去主導權。這是「一石二鳥」之計，一則令《自由中國》停刊，二則使新政黨因群龍無首而不敢貿然成立。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蘇東啟「台獨案」爆發，株連三百多人，使得民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同年十月份，李敖出任《文星》月刊總編輯，以〈老年人與棒子〉一文（四十九期），引發社會各界及國民黨的文化抓耙子的注意。一九六二年五月《文星》五五期點燃「中西文化論戰」，一直延燒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文星》九十八期後，遭到停刊一年處分為止。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台獨同心社案，「台獨第一烈士」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被國民黨槍決。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台大教授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因為〈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遭國民黨秘密逮捕，引發國際輿論一片嘩然，蔣介石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將彭明敏特赦，但仍對彭實施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監控；彭教授於一九七○年一月三日在友人協助下成功偷渡出境。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吾三連」之後，當然「照例連」的第四次出任總統。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爆發，台北市議員林水泉等二百四十七人被捕，後來分別判處十五年∼感化等徒刑。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康寧祥當選台北市議員，正式踏入政壇。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增額立法委員、國大代表選舉（終身職），黨外有黃信介、郭國基、洪炎秋等三人當選立法委員。
和許多人一樣，對於上述發生在我年少時期的黨外運動與政治事件，我當時不僅漠不關心，也幾乎毫無所悉。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和洗腦下，人民被強迫灌輸「永懷領袖（蔣總統）」及「忠黨愛國」的思想，一切從事非國民黨體制運作下的黨外政治活動及黨外人士，皆被貼上汙名化的標籤。當如今的台灣人都可以享受到民主的果實之際，卻已鮮少有人記起當年的黨外人士，是如何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對抗冷血的黨國機器；如何搖起手中的筆桿，迎戰國民黨壟斷的媒體與官方蠻橫的干預。當年的黨外人士不分省籍、不分族群，甚至不分統獨，即使理念不一，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實現台灣的民主，在此最大的公約數之下，他們時有爭執，但也攜手並進，撫今追昔，那雖是一個艱困的時代，卻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年少的我萬萬沒想到，日後在懵懵懂懂的求知過程中，竟開啟了我長期對「黨外」刊物的閱讀、關注，乃至親身參與並大量的收藏。
從小一開始，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寫功課，寫完之後不能下樓玩耍，就開始讀童話故事與成語故事，無形中養成我一生偏好閱讀的習慣。留存的童年記憶裡有：李萬居先生最後一次參選省議員在故鄉拜票時的萬人空巷，人民自動歡迎的鞭炮聲不絕於耳；台灣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返台投降後，他的母親去世時，出殯儀式冠蓋雲集的空前盛況，在鄉下小鎮也造成轟動。
會知道李萬居先生實屬偶然，因為在父親抽屜中找到一本《鈕司》雜誌（即英文的NEWS）和幾本《自由中國》半月刊，似懂非懂的亂讀，加上耳聞大人們對李萬居先生的高評價，以及對《公論報》被國民黨霸佔而憤恨不平。李先生病逝之時，消息傳到鄉下，大人們盡是不捨及不滿，但也只能將其埋在心頭深處。《自由中國》半月刊則是更深奧難懂，只認識了「自由」兩個字。
國小五、六年級的日子，就在表姑丈水輝老師的國語及算術課上的測驗、小考、月考、期考、班考、年級考、鎮考、縣考等「烤試」中，焦頭爛額的度過。每星期最期待的是星期日下午三點到晚上的休息時間。毛澤東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剛好小學畢業，參加台中市初中聯合招生考試，僥倖的考上私立衛道中學初中部。一個鄉下小孩就如同劉佬佬進大觀園般的，由偏鄉小鎮進入花花綠綠的都市。
衛道中學是隸屬天主教會的學校，外籍的神父、修士們遠從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省來到台灣，為教育台灣人而努力。他們視學生如子女，除教學外，也輔導學生們的品行，照顧住校學生們的生活起居，他們像父親、大哥般陪伴學生們成長。因為是西式教育，比較不同於東方式的嚴父教育，啟發學生們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這樣的教育對學生們造成很好的影響。
初中畢業後就直升衛道高中部，高一下因為急性肝炎，父母親為方便照顧而將我轉學回到西螺高中（今之西螺農工）就讀高二，身體康復後除了愛打籃球之外，也和同學們似懂非懂的讀起志文出版社出版的叔本華和尼采的哲學書。當然，畢業後就只能拿著父母辛苦賺來的新台幣直奔「台大補習班」上課，可惜當年的三專仍以幾分差距落榜。後來回到台中補習，第二年猶名落孫山。幸運的是在兵役上抽到「補充兵役」，遂考上省立台中商專夜間部企業管理科就讀，白天在台中市稅捐處打工。因為喜愛閱讀，空閒常逛公園路及中華路的舊書攤，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書，更透過好友李文欽介紹而認識了當時宏昌書局的老闆翁天培夫婦，他除了開書店外，同時也在公園路巷口擺攤專賣新書，更擴大了我的閱讀範圍。
舊書攤上買到的《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讓我更勤奮的閱讀，同時更加同情及激賞這些前輩們的努力，因而也更關心台灣未來的走向，從此大量閱讀成為我的嗜好。更因為太平路租屋室友羅子、老古、小林及雅南的鼓勵，陪他們參加當年的中部大學夜間部聯合招生考試，幸運的羅子考上中興大學、老古與小林考上東海大學、我考上逢甲工商學院，雅南則不幸落榜，但他隔年也考上逢甲經濟系。
當時因為台中商專早已註冊開學，遂回鄉秉告父親，家父要我放棄中商學籍，轉赴逢甲修習大一。我在家裡的雜誌找到《臺灣政論》創刊號（封面標示第三版），亦因而展開閱讀黨外政論雜誌的旅程。四十年來，這些政論雜誌陪我由台中、板橋、東湖、古亭、景美、新店、三峽飄移遷居而不分離，只因為當初我以為由於警備總部大量查扣銷毀，所以我應該盡力為台灣人留下一份歷史資料。
以下就是四十年前開始的故事。
＊作者曾任書報社發行經理，出版社行銷企劃，雜誌社發行副理，書報公司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出版社社長，從事文化工作逾三十年。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我的黨外青春》（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