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此，我對台灣的綠營朋友們並無敵意，甚至認為我們必須真誠表達善意，因為我認為今天中華民國的民主自由成果，綠營與民主進步黨起了很大的貢獻。若依我們這種國民黨養育出來的軍人子弟，我們多具有極右的性格與專制的權力欲，若非綠營與民進黨長期的激烈衝撞，我們「被迫」實行與享受民主，否則我們寧願國民黨長期執政，要與中共一較長短，看誰能把中國治好。可是，事與願違，中華民國轉型為民主政體，我們作為祖逖北上的雄心壯志也就失去了舞臺。然而，也才漸漸體會到原來民主制度能帶來真正的政治自由，而這才是未來中國應該走的路子，不再是彼此的對抗與殺伐。如此，雖然我們和綠營與民進黨在統獨議題上一時難有共識，這不表示我們需要敵對，因為我認為民主制度的優先秩序高於統獨議題，只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能帶給台灣與未來的中國長治久安的基石。同時我也必須說，我對於當前的共產黨也沒有深刻的敵意，因為如果我們將中共建政三十年以迄文革的過犯一直懸掛在所有共產黨員的脖子上，他們不能解脫，我們也無從釋放。我寄望我們都能逐一切斷歷史沉重的包袱，彼此互相扶持，從汙濁的爛泥裡爬起來，重新來過。至於要發展成一個什麼形式的未來中國與台灣並存的架構，我認為我們絕對是可以集思廣益的。而目前的中華民國，正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的環境，來日方長，我們只要大家放下敵意，建立友誼，我們可以在台灣邀請各方菁英，包括共產黨員、民運份子，共商大計。如抗日戰爭以後，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我們應當繼承當年沒有成功的和平工作，我認為這是大家紀念抗日戰爭結束七十年最有意義的一件事。而民進黨與綠營菁英目前正好處於歷史偉大的轉捩點，足以擔負起復興中華的大任，在以後的日子裡，可以在內部慢慢地研究實際的可行辦法。
人道主義的思維
百年以來，中國人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屢僕屢躓，走過嚴重的彎路，其情實在可憫。一九七九年我在美國留學時，正值美國承認中共政府，與中華民國斷交，當時才聽聞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六七年就曾說：「我們不能一直將中國關閉於國際的大家庭之外，不容十億具有才能的人們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當時中華民國是一個極端反共的國家，仇視鄙夷中共，我當然也是如此地看待中共以及十億的中國人民，覺得他們搞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太落後、太野蠻了，因此中共暴政必亡。我們台灣留學生還去美國總統卡特家鄉遊行示威，憤怒抗議美國的「拋棄」中華民國與台灣。三十多年來，我心中常常想起尼克森的話，我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我長年來受限於蔣中正與國民黨的立場與史觀，難以脫離對中共以至新中國的敵意，另一方面，我也認識到，美國的文化是偉大的，他們的政治縱然有也陰謀詭詐，但是人道主義確實是其核心價值。中國改革開放得到最大的幫助，是來自於美國的具體資源提供以及三十六年來對百餘萬的中國公自費留學生毫無保留的教育及工作機會。我在台灣、在中華民國、在中國，從未聽說我們應該彼此以人道主義對待。我們談九二共識、談股票、談地產、談統戰、談〈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我們不談最基本的待人之道。我們總是憤怒，憤怒別人不和我們一致，我們談話充滿敵意，我們也仰慕那些說話充滿憤怒與敵意的公眾人物，雖然我們享受著民主制度，其實我們還在浸潤著、學習著民主的素養，我們都還是一個個的專制者。我說這些，是要表達我們事實上、本質上並不比共產黨員更為寬容、更有愛心、更具有歷史責任感。我們只是幸運，躲開了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
由此，我們要如何評論李登輝和連戰兩位老先生呢？他們各自走過漫長曲折的人生，掌握過頂峰的權力，等到生命的晚期，都還可以發出奮力的一擊。於是，我沉思，我們還有未來的幾十年，我們應該做什麼？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