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族群心理症候群
近日來，台灣兩位前國家領導人分別走向彼此反向的道路，在藍綠族群之中，產生紛歧與深刻的波瀾。這樣子的反應，幾乎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甚至包括台灣外部的大陸老百姓與海外華人，都依個人的政治光譜與內化的立場，常態性地反映出不同層次的紅藍綠信號，如試紙浸入酸鹼值，顏色立即顯露，個人的本相完全不能隱蔽。
對於台灣目前這種「族群心理症候群」，非常值得進一步的理解其中原委。同胞們每遇到特定事件，個人與其族群在心理和態度上立即產生一致而且規律性的變色，這是一種集體性的表態與擬態，非如此即為叛徒，而以族群中最激烈、最前衛的語態為表態與擬態的跟隨信號，後續的發展再慢慢地分化，在此，理性與寬容只有稀薄的存在空間。如此的現象，已經構成「準國家的天然界限」，也就是說，台灣目前族群的行為模式由中國意識（China consciousness）與台灣意識（Taiwan consciousness）切割為「一個台灣，各自認同」或「一台各表」，形成台灣族群分裂的深層結構。
其情狀有如拔河，族群成員沒有選擇地依個人的政治光譜與內化的立場自我對號入座，分別納入兩隊，雙方各自使勁收縮，個人在其中無從鬆手，亦難以擺脫。可笑的或可悲的，是中國共產黨以中國的面貌與美日分為兩組啦啦隊，向死命拔河中的兩隊吆喝鼓譟，要求其支持的隊伍奮力倒退（他們如此說：這樣子地鼓動我們，是為了我們的幸福），目標並非是迎上時代的光明與希望，而是進入歷史晦澀的黑暗深淵，對七十年前的幽靈，抗日的中國戰場與台灣的日本兵，做出集體性的清點。
這樣子的世紀舞臺劇，真是給咱們碰上了，逃也逃不掉，只有隨著人群隨機性地、無目標地起哄流動。於是，人，在族群中，像是信號兵，又像在跳忠字舞，在集體的裹脅裡，人自我流失，人缺乏真實的面貌，他吶喊，只聽見眾人的聲音，他奔跑，不能脫離眾人的視線，而其實這正是六六到六九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景象。
藍營對連戰北京閱兵之行的複雜心理反應
本文嘗試描述藍營對連戰北京閱兵之行反應出的複雜心理狀態。
如果不從族群的立場與功過的角度評量，在我看來，戰後台灣的從政人員中，除了蔣中正和蔣經國兩蔣以外，李登輝與連戰是極少數對時代與歷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李登輝在一九九○年代穩固執政後，日益明確走向台灣獨立，在中共與台灣內部的中國勢力強大壓力下，他如此行，必須具備勇氣、手段與遠見。同時，連戰長期主張兩岸統一，在台灣本土以及美日持續強大的壓力下，他如此行，也必須具備勇氣、手段與遠見。將來的歷史會給他們評價，理論上，他們二人的博奕，只有一位是贏家。這兩位原籍都為台灣本省的老先生分別站立於歷史的制高點，各自以鐵纜拖住台灣奮力往獨立與統一不同的方向前進，咱們台灣這艘船能不晃動嗎？而由於經歷不同歷史經驗與經由不同政治教育的印記，族群分解成兩組人馬，分別迅速集結歸隊，站住台灣這艘船上的兩側，以保持船的平衡，由於安全的必要性，船不能沉，於是台灣藍綠的勢力均等是一個共同計算後的結果。也就是說，一旦藍綠的勢力均等開始失衡，台灣這艘船產生傾斜，將沉入歷史的浪濤之中，因為獨立必然引發對岸等待多時的武力併吞，而統一則昭示了中華民國的滅亡，皆將結束近代中國輝煌的南北朝時代（辛亥以後迄今，中國一直沒有完全地統一過）。當然，身為這個動盪不安時代中的我們每一個人與我們的後人，都將回顧與緬懷這一段美好又艱辛的歲月。而我個人，與中華民國與台灣這艘船上所有的老百姓以及我在對岸的親人和眾多的百姓，在這個大時代的洪流巨浪中共存、共苦、共榮與共亡，深感與有榮焉。
這次連戰的北京九三閱兵之旅，就我觀察，在台灣藍營中，依深藍到淺藍，依其政治實力到政治期待，支持度漸減，也就是說，有政治實力需要選票而表態的，支持連戰的力度弱，深藍而無政治實力，缺乏群眾基礎的，有政治期待，支持度強；而在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中，依革命到改良，支持度漸增。也就是說，民運革命派激烈反對連戰之行，認為合理化了中共的抗日地位；反過來說，民運改良派以及國內改革派則多贊成連戰的行動，認為可以增強中國的改革力度。也可以倒過來推論，大體上，藍營中，贊成連戰的多為深藍，尤其是統派與對馬英九失望派。事實上，藍營多數是中華民國維持派，嚴格意義上不是統派，而是反獨拒統派，是兩蔣至馬英九的漢賊不兩立的正統派或稱為反共愛中華民國的苦撐待變派（苦撐待變派最後的結局，分化為可以接受中華民國獨立派與接受中國統一派）。民運中，贊成的多為改良派。如此，在力學上，中國海外民運革命派（包括六四逃亡者）比較傾向接近台灣的綠營或淺藍，他們共同的敵人是中共；而中共已經不是深藍的敵人，深藍（包括新黨）日漸趨向於中共的改良路線，深藍與中共的共同敵人是台獨；台獨派則外與美日結盟，內與港藏疆串聯，形成國際範圍的反中勢力。在這樣錯綜複雜各自形成的統一戰線中，其中雖有相當的矛盾與猶疑，但是主導力的強度很大。由於深藍傾向贊成連戰和中的路線，而非馬英九力守中華民國的路線，深藍已經日益和正統藍營脫鉤，漸行漸遠，走自己路子了。我們可以說，深藍正在嘗試慢慢地脫離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偏安近七十年的軌道，往尚未可知的中國軌道前行（注意並非是中共的中國，而是中華民國想像的延伸，深藍普遍無法割捨對中華民國深厚的感情，只是對中華民國在台灣和台灣獨立的合流強力抗拒）。
這其中，非常重要的，在於「中國」這個概念賦予個人的意義與感受，也就是說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中國意識，在台灣的族群中，起著關鍵的因素。由此，可以清晰地定位，中國意識形成藍營族群，強意識的光譜為深藍，弱意識的光譜為淺藍。事實上，中國意識還涵蓋了相當部份綠營族群內心深刻的祖國意識，只是這一個祖國概念，被一九四五年戰後的二二八事件所損害，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大陸敗退的國民黨政權所壟斷與型塑，使得許多台灣菁英以及少數外省菁英產生了排斥與抵抗，以致於半個多世紀以來逐漸形成台灣意識與今天的綠營族群。也就是說，我對台灣獨立的詮釋，在核心價值上，是對中國做為祖國的一種失望，亟欲走向一個能夠掌握台灣自身命運的桃花源，而非強意識地叛離中國。尤其是近代中國政權受到外患衝擊而反應，使其性格染上了專制與暴戾之氣，台灣既無力予以改變，只有自求多福。對於郝柏村先生的皇民說以及李登輝先生抗日戰爭台灣兵為祖國的作戰論，我認為都是極少的特例，不能代表大多數當時台灣人民的情狀。但是過去的一些台灣獨立理論建構者因為要和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切割，產生了比較多的人為因素，難以說服以中國意識為主的藍營朋友和大陸同胞，加上數十年來經歷經常性選舉的群眾造勢運動、地下電台以及電視臺上名嘴的激情呼嘯，台灣獨立從原本一種反抗意識到匯聚選民的工具性口號，發展為台灣本土運動的革命建國目標。如此形成的台灣意識，取代了或覆蓋著古早抵抗日本殖民的中國意識，已經不再是地方主義和中央政府的資源競爭，而是和中國意識的直接衝突，以至於形成國家認同的競爭。
對於深藍來說，今後，在台灣欲求與綠營在民主制度上以選票競爭，已經被認知為日益沒有成功的機會，加上外省族群的從政人員已經普遍老化，沒有及早培育第三第四梯隊具有中國意識的從政人員，中華民國因而可能成為一個沒有國民黨因素、缺乏中國意識的「新」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台灣獨立「借殼上市」。因此深藍人士的「亡國」危機感日深，援引中共力量以救亡圖存，將是可以想像的一個選擇，連戰北京閱兵之行，啟示了他們「寄望於中國人民」的願望。要改變目前的島內深藍與深綠的衝突，短時間內不易舒緩，而且現在許多綠營朋友們感覺良好，生活舒暢，其實必須考慮正確安置深藍的危機感，在政治上、政策上、論述上、感情上、口語上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正，主動修補彼此關係。如果不做風險控管，未來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只是綠營看不見危險，因為此正是其盲點，正如過去藍營看不見族群困境，也因為有其盲點。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其實一再公開訴諸其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與政策，在延安的作為也是公開的，國民黨在延安也在明在暗都派駐了人員，從新四軍到各地遊擊隊，與國民革命軍的鬥爭極為激烈，等到抗日戰爭結束，中共秣馬厲兵久矣，可是我們看不見國民黨有明顯的宣傳對策與大兵團佈署以應對中共的內戰準備，國民黨以為中共沒有能力持久與國軍對抗，這就是盲點，而盲點裡蘊藏著危機，往往帶來重大災難。
我們在台灣安居樂業多年，可是我們最大的問題不在兩岸，那可以溝通與協商，我們最大的問題在於島內族群的激烈爭鬥。坦白說，中共對台灣的敵意遠少於我們對他們的敵意。連戰此次和中共領導人會面，紀念抗日戰爭七十年，中共需要連戰去幫助中共改正過去對歷史的錯誤論述，如果沒有連戰，中共單獨的表述對其國內人民將難以取得信任，有了連戰，抗日戰爭的領導權論述正式回到國民黨身上，這是一個對中共來說非常巨大的轉折，我們在不滿意之餘，也要學習容忍中共在政治上的進步是艱難而緩慢的。這一次連戰在修補國共歷史的相互合理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往後點點滴滴的平衡論述就可以循序漸進。惟有兩岸對於歷史的觀點差異縮小時，中國的融合以至統一才有實質的意義。
失去了舞臺的祖逖
我個人由於本身具有強烈的中華民國意識以及歷史中國的使命感，對於連戰北京閱兵之行，我是高度評價的，我認為連戰代表了進取的國民黨北上謀和，有消弭兩岸戰爭的作用，和孫中山民國十四年北上謀和具有同等的深刻意義，而當年的國民黨黨內同志和中共多是反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朴槿惠大統領率領韓國百餘位大企業家前往，準備趁此良機與中國政府與企業商討合作事宜，不要忘了韓國和美國是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朴槿惠表示要配合「一帶一路」，視中國內需市場為韓國的國內市場。朴槿惠大統領的勇氣與格局，使我們台灣在內鬥之餘更感難過，台灣企業未來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力如何應對？這和統獨沒有直接關聯，而和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雖然如此，我對台灣的綠營朋友們並無敵意，甚至認為我們必須真誠表達善意，因為我認為今天中華民國的民主自由成果，綠營與民主進步黨起了很大的貢獻。若依我們這種國民黨養育出來的軍人子弟，我們多具有極右的性格與專制的權力欲，若非綠營與民進黨長期的激烈衝撞，我們「被迫」實行與享受民主，否則我們寧願國民黨長期執政，要與中共一較長短，看誰能把中國治好。可是，事與願違，中華民國轉型為民主政體，我們作為祖逖北上的雄心壯志也就失去了舞臺。然而，也才漸漸體會到原來民主制度能帶來真正的政治自由，而這才是未來中國應該走的路子，不再是彼此的對抗與殺伐。如此，雖然我們和綠營與民進黨在統獨議題上一時難有共識，這不表示我們需要敵對，因為我認為民主制度的優先秩序高於統獨議題，只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能帶給台灣與未來的中國長治久安的基石。同時我也必須說，我對於當前的共產黨也沒有深刻的敵意，因為如果我們將中共建政三十年以迄文革的過犯一直懸掛在所有共產黨員的脖子上，他們不能解脫，我們也無從釋放。我寄望我們都能逐一切斷歷史沉重的包袱，彼此互相扶持，從汙濁的爛泥裡爬起來，重新來過。至於要發展成一個什麼形式的未來中國與台灣並存的架構，我認為我們絕對是可以集思廣益的。而目前的中華民國，正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的環境，來日方長，我們只要大家放下敵意，建立友誼，我們可以在台灣邀請各方菁英，包括共產黨員、民運份子，共商大計。如抗日戰爭以後，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我們應當繼承當年沒有成功的和平工作，我認為這是大家紀念抗日戰爭結束七十年最有意義的一件事。而民進黨與綠營菁英目前正好處於歷史偉大的轉捩點，足以擔負起復興中華的大任，在以後的日子裡，可以在內部慢慢地研究實際的可行辦法。
人道主義的思維
百年以來，中國人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屢僕屢躓，走過嚴重的彎路，其情實在可憫。一九七九年我在美國留學時，正值美國承認中共政府，與中華民國斷交，當時才聽聞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六七年就曾說：「我們不能一直將中國關閉於國際的大家庭之外，不容十億具有才能的人們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當時中華民國是一個極端反共的國家，仇視鄙夷中共，我當然也是如此地看待中共以及十億的中國人民，覺得他們搞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太落後、太野蠻了，因此中共暴政必亡。我們台灣留學生還去美國總統卡特家鄉遊行示威，憤怒抗議美國的「拋棄」中華民國與台灣。三十多年來，我心中常常想起尼克森的話，我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我長年來受限於蔣中正與國民黨的立場與史觀，難以脫離對中共以至新中國的敵意，另一方面，我也認識到，美國的文化是偉大的，他們的政治縱然有也陰謀詭詐，但是人道主義確實是其核心價值。中國改革開放得到最大的幫助，是來自於美國的具體資源提供以及三十六年來對百餘萬的中國公自費留學生毫無保留的教育及工作機會。我在台灣、在中華民國、在中國，從未聽說我們應該彼此以人道主義對待。我們談九二共識、談股票、談地產、談統戰、談〈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我們不談最基本的待人之道。我們總是憤怒，憤怒別人不和我們一致，我們談話充滿敵意，我們也仰慕那些說話充滿憤怒與敵意的公眾人物，雖然我們享受著民主制度，其實我們還在浸潤著、學習著民主的素養，我們都還是一個個的專制者。我說這些，是要表達我們事實上、本質上並不比共產黨員更為寬容、更有愛心、更具有歷史責任感。我們只是幸運，躲開了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
由此，我們要如何評論李登輝和連戰兩位老先生呢？他們各自走過漫長曲折的人生，掌握過頂峰的權力，等到生命的晚期，都還可以發出奮力的一擊。於是，我沉思，我們還有未來的幾十年，我們應該做什麼？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