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些少數民族如此痛恨中央政府？北京的目標是掠奪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加速各少數民族的「漢化」或現代化的進程，使之成為帝國忠順的子民。為此，北京給予少數民族若干優待政策，比如不受一胎化政策限制、少數民族學生報考大學可以加分，對邊疆地區的大筆投資也列入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但少數民族並不領受這些「好意」。為大衛·艾默擔任導遊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維族年輕一代菁英比利傾訴說：「漢人把所有的工作都給搶走了，他們的生活是愈來愈好了，可是我們卻是每況愈下。新疆所有城市的情況如出一轍。我們對此當然會感到相當憤怒。」居住在康巴地區的藏族僧人山否，強調自己無論如何都忠於達賴喇嘛，他偷偷收聽自由亞洲電臺的藏語節目，並告訴大衛·艾默說，「中國人說我們是四川人，可是我們是康巴人」。每當他用藏語提起「康巴」這個詞彙，都會把音量提高。在拉薩，大衛·艾默更是悲哀地發現：「空蕩的布達拉宮和昔日偉大喇嘛寺被降格成單純吸引觀光客的景點，還有老城區中武警的出沒，全都是再清楚不過的漢人宰制一切的符號。藏族真正的壓力來自心靈上——中共從不間斷地試着要把他們與過去切割，提醒他們藏人缺乏自由，持續不變地把外在價值強置於那些單純想保有昔日信仰的人們身上。」而在中國最北端的邊境地區生活的鄂倫春族，中共建政之後就被收繳了獵槍，獵人的身份被終結，被限制定居在村莊之內。遊牧獵人是無法被綁在一個工作單位，或是透過鄰里加以監控的，自然被中共視為潛在威脅。就這樣，鄂倫春人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在短短半個世紀裡迅速消失，當地人對大衛·艾默說，再過三十年也許就沒有鄂倫春人了——這是中共樂於看到的結果。
在邊陲尋找新文明的源泉與動力
內地的中國，在文革結束後三十多年瘋狂的、失控的經濟發展中，文明崩壞，道德沉淪，信任消失，人心惟危。毫不誇張地說，人民跟政府一樣壞，由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他們想單單靠炒股就能坐享其成，受貪婪之心的驅使，明知是高官顯貴設置的火坑也要跳下去；他們給醫生和老師塞紅包，也利用自己的權力和職業尋求更多的灰色收入；他們不敢對抗掠奪和侵害他們的掌權者，而是蔑視和羞辱那些處於更低社會層級的同胞；他們眼睜睜地看着小女孩被卡車壓死，見死不救成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這樣的中國，顯然不是大衛·艾默願意選擇的旅遊目的地。所以，他去了「另一個中國」，大部分旅遊者不會涉足的「帝國的邊陲」。
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裔作家高行健，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政治迫害的時候，獨自一人走向中國的邊陲之地，在那裡他重新定義人生，在那裡他修正偏斜的生活目標，在那裡他獲得了救贖和啓示，由此寫成《靈山》一書。其實，世上沒有靈山、沒有天堂，但在尚未遭到專制政治、唯利是圖的經濟模式以及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玷汙的邊疆，確實隱藏着新文明的源泉與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