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直覺上馬上聯想，申請法扶就是要想省錢。Kolas當時也表示不論勝負，都感謝法扶一視同仁的陪伴，也絕對不願意國家在她身上多花一塊錢。縱使結果敗訴，曾表示該捐給法扶的錢一定要給；如果勝訴，也不願意把用汙衊自身清白的錢放進口袋，全數都捐給法扶。
目前的原住民法律扶助專案，以前叫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法律扶助實施要點（2002年3月6日訂定發布，目前行政院公報查到最早的版本是2007年9月28日修正）」那時補助訴訟費1萬到2萬，且有正義條款（原則上原住民被告不能接受法律扶助）；之後在2012年10月8日修正名稱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法律扶助要點」，內容大幅改以提供律師服務為內容，而且受扶助的原住民會有律師陪偵，甚至比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還早。改制之初，原住民族委員會甚至以數十個訴願決定指正法扶。
這套制度從來不算資力的原因是：這套制度的宗旨，在於彌平原住民跟非原住民之間的法律落差，而不是有錢沒有錢、學問好壞；因為遇到上法庭的事情，只分成懂法律跟不懂法律的人、能自保跟不能自保的人。當時的大愛設計，旨在救苦救難，不問貧富善惡。
然後我們看到，Kolas的民事訴訟對造，跟大家說Kolas選任律師的過程有問題：因為某些政治因素，所以應該要放棄原住民能享的權利。而這件事情的源頭是：身為原住民、女性的公眾人物，是否應該接受原權公益律師的指控。
事件過程中媒體的角度，自有公評。但是誰無父母？被告的父母夜半哭泣；受無端指控的父母，亦在神傷。
或許在原住民族權利守護者的前法扶律師的眼裡，有些原住民的權益比另一些原住民的權益更重要；在原住民都能申請的法律服務專案裡，有些原住民比另一些原住民更能申請。人出生而平等，只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
＊作者為國會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