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中國從封閉到走向世界的年代，身為首批走進共產中國一探究竟的美國人，資深新聞人齊邁可說，他因為喜愛中國而成為了記者。
齊邁可（Mike Chinoy）告訴《風傳媒》，他的青年時代正值越戰時期，當時身為高中和大學生的他，與許多美國人一樣反對越戰。「政府告訴我們，越戰是為了阻止亞洲共產主義的擴張。我開始試圖理解這個問題，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徵召參軍。在亞洲，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是中國，我開始研究後對中國產生了興趣。」
然而當他於1970年進入耶魯大學時，驚訝地發現入門中文班居然只有兩名學生。他說：「如此龐大的校園，包括我在內，只有兩名新生選擇學習中文，因為當時無法去中國發展，也找不到與中國相關的工作。」但1972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後，美中關係迎來新的契機。齊邁可很幸運地在隔年參加了一場訪問中國的旅程。
「這不是普通的觀光行程，我們去了像是人民公社、工廠等地方，然後我在北京時，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剛閉幕，這是一個大事件。」齊邁可說，整趟旅行就像踏上了月球般新奇、有趣，以至於「我更確信我對中國感興趣」，「那時我想，一個美國人要怎麼去到中國發展呢？在我看來，可能的一種途徑是當上記者，所以我對新聞學的興趣源於我對中國的興趣。」
透過中國人認識真正的中國
齊邁可畢業後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工作，後來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擔任外派記者長達24年。他指出，他待在中國的時期相對開放，「你可以認識到中國人，雖然不容易，但你可以做到，人們會跟你談論他們的希望與夢想」。
他記得曾經遇到一位《中國日報》的年輕記者。「他是個非常好的人。他對在這個國營的政令宣傳媒體工作感到非常沮喪。那時是1980年代，他說他的夢想是出國接受新聞訓練，『我想像你在CNN那樣工作』。最後，那位年輕人成功獲得去英國留學的簽證，並在一家英國報紙找到了工作。」
「有很多這樣的案例，強化了我一直以來的感受，那就是人性有共同點。即使來自不同的社會和文化，但每個人都有希望、夢想和渴望，每個人都擔心家人、健康、家園和未來的生活。」
「所以，人的故事是最有趣、最令人滿足的，也能告訴你最多關於中國社會的事情。」齊邁可說，透過走訪中國各地、採訪不同背景的人群，記者可以洞悉政府政策在人民生活中的實際影響，以及人民對政府政策的看法與反應。這種以人為主的深入報導不僅能夠呈現中國更多樣的社會面貌，更能幫助讀者更全面地理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現狀。
齊邁可指出，他曾報導關於一位在1990年代中期活躍的搖滾歌手，他的一首著名歌曲名為《垃圾場》。歌詞唱道：「我們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個垃圾場。」他說：「這很有趣。為什麼歌手認為『世界是一個垃圾場』呢？政府為什麼會允許他唱這樣的歌呢？這告訴了你當時中國的氛圍是什麼樣子，這比去參加什麼商務部的貿易統計簡報有趣多了。」
人民與政府的複雜關係
齊邁可指出，中國人民與中共政權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儘管政府喜歡描繪每個人都百分百支持黨，自豪地建設偉大的「新中國」等等，「但現實是，中國人與他們的政府、當局的關係非常複雜」，而西方記者透過為中國底層人民發聲，讓許多被掩蓋的問題得以獲得關注，成為歷史記錄。
《中國任務》有無數例子提到，美國記者們報導一些中國人民挑戰政府、反對政府或對政府感到憤怒的故事。1990年代，河南、安徽等華中地區政府提倡血漿經濟，原以為是貧困農民與衛生部門皆大歡喜的交易，災難卻悄悄降臨，因為很多賣血站都是地下非法經營，採用不合公衛標準的方式抽血。
千禧年到來，愛滋疫情在華中農村間大規模爆發，但由於地方政府息事寧人，疫情實際多嚴重，無人知曉。《中國任務》提到，經常為河南省愛滋病患奔走的高耀潔醫生為兩位記者──《紐約時報》的羅森塔爾（Elisabeth Rosentha）和《時代》（Time）雜誌的畢菡娜（Hannah Beech）──幫助安排深夜偷偷潛入這些村莊，做出揭發「血禍」的報導。
兩名記者在書中指出，村民希望向外界傳達他們的狀況：「他們明白我們想要幫助他們，或至少替他們發聲」、「他們說：『我們想上《紐約時報》頭條，因為我們已經用盡了所有辦法，卻得不到任何幫助』」
這些報導惹怒了中國外交部，使記者遭到約談，但也帶來了改變──許多非營利組織進駐河南協助防治愛滋，中國政府也承認國內的確出現愛滋疫情。羅森塔爾表示：「是件令人欣慰的事，西方媒體的露出確實帶來不少幫助。」
齊邁可說，2000年代初期也是成千上萬中國人為國家自豪的時刻，「中國剛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人們唱歌狂歡、揮舞國旗慶祝，愛國主義情緒溢於言表。」但在任何社會中，無論多麼成功，都存在著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中國人可以對愛滋疫情感到不滿，但依舊對主辦奧運感到自豪，這些情緒同時存在。
中國人民真正關心的問題
外界對於中國人的所思所想感到好奇，他表示，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的社會，大多數中國人不會花時間擔心中美關係、台灣問題、烏克蘭、南海或香港，而擔心「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工作和工資、照顧父母、空氣品質以及未來的前景。這些議題才是真正關乎中國社會狀態的重要指標。」
「如果我們無法充分捕捉到這些方面，就會錯過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些重大變革，以及這些變革對人們的影響等等。」對於越來越少西方記者能夠長期駐紮在中國，他感到憂心。「我們缺少了很多關於中國內部的報導，雖然我無法確切地說明失去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