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在河南主要與日軍遭遇的是湯恩伯的集團軍（當時湯也兼任第一戰區副司令），湯恩伯集團軍是國軍的機動兵團，戰力比一般國軍部隊要強大。然而經過七年的抗戰，參戰的21個師，素質不齊，根據當時擔任湯恩伯的副參謀長──苟吉堂將軍（1898～1976，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22期步科）在抗戰勝利後1947年所撰述的《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紀實》中記載──其中有10個師的戰力較為薄弱。而最糟糕的是，當時湯部只是輕武器的步兵部隊，砲兵不足，亦無空軍支援，並無戰車，連運輸汽車亦甚少，在應付此次日軍的機械化部隊與空軍夾擊時，束手無策。大軍突圍時，不但糧食短缺，據苟吉堂估計，突圍的10個師，步機槍子彈存量平均只夠每個師20分鐘的戰鬥而已。（註二十三）
「一號作戰」在1944年12 月初──以日軍消耗殆盡，無力繼續前進而宣告結束，但國府損失了──豫、湘、桂大片國土，沿線空軍基地、場站均遭日軍破壞，國軍除了部隊的嚴重損失，後勤的損失也同樣嚴重：估計40個師的裝備以及新淪陷區特別是「魚米之鄉」湖南的資源（同註二十一），也為戰後共產黨奪權奠定基礎。雖然導致「一號作戰」失敗的原因很多──比如忽視日軍即將發動攻擊的情報、大部分美援被史迪威轉扣留於緬北戰場、精銳部隊均支援緬甸戰場、國內部隊師老兵疲…等，但在戰術運用上，也間接證明抗戰初期有關軸線作戰論的相關觀點。
八，張發奎將軍證實「淞滬戰役」是國軍主動挑起的
張發奎將軍（1896～1980）在《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中證實：八月十三日究竟何方先在閘北開火？是我方。倘若日本想同我們在上海開戰，它一定要等增援部隊到達滬濱才動手。日軍不想在上海交戰；否則為何不在上海尋釁而是選擇了盧溝橋呢？它打算從北至南一個省接一個省逐漸吃掉我們。從戰略觀點看，它顯然不想開闢第二戰場。簡言之，我們採取了主動權──日軍在盧溝橋攻擊我們，我們挑起了「八一三」事變。但我不能在《抗日戰爭回憶錄》中披露這一點，因為我們一向宣稱我們是在抗（抵抗）戰……既然預見到失敗，我們為何在上海主動出擊？因為，若我們不抗日，它會欺負我們。我們必須戰鬥，即使知道不免會受挫也要打。當然，倘若不發生盧溝橋事變，我們不會打「八․一三」那一仗。防禦戰需要主動出擊，否則我們會輸的更慘，在上海主動進攻是正確的。在盧溝橋同日軍作戰是愚蠢的，因為敵人正是希望在那兒同我們開打。（註二十四）
附註資料：
（註一）參見──張發奎（夏蓮瑛訪談及記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p233～234。
（註二）參見──何銘生（季大方、毛凡宇、魏麗萍譯）：《南京1937：血戰危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20。
（註三）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史」編：《抗日戰爭史研究新趨向》（上海書店出版），p144。
（註四）參見──曹聚仁：《蔣百里評傳》（香港三育圖書出版／民國52年版），p5～6。
（註五）參見──張禾艸編：《（增訂再版）蔣百里抗戰論輯（下）》（友聲編譯社／民國28年11月版），p169～172。
（註六）參見──曹慶偉：《論蔣百里晚年的對日戰略與國防建設思想》（作者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06級碩士研究生）。
1923年，蔣百里在老家安葬完母親後，由津浦路北上回京，火車經過徐州時，蔣百里望著車窗外這片古戰場，突然對陪同他的學生龔浩（1887～1982，湖南益陽人，1949年隨政府來臺，曾任行政院設計委員、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1982年5月7日，病逝於臺北。）說：「將來有這麼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平漢兩路必被日軍佔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蔣百里是依據中國的地理形勢，深思熟慮後提出「三陽線決戰論」這一著名理論的。「三陽線」即依照中國地理形制，自洛陽、經襄陽、至衡陽劃出的一條連線。這條線以東的地區，因大部是平原沃野，無險可守，中國要盡可能的以空間換時間，消耗和疲憊敵人，同時積蓄自身力量，加強戰略後方建設。這條線以西的地區，山嶽遼闊，資源豐富，中國需借助這裡的地形來進行持久的抗戰。而湖南因處於中國的內陸心臟地帶，是堅持「長期作戰最好的根據地」。
（註七）參見──李吉蓀：《南京保衛戰戰略背景窺視》（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卷2），p103。
（註八）參見──何銘生（季大方、毛凡宇、魏麗萍譯）：《南京1937：血戰危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91～92。
（註九）參見──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麥田出版社／86年版），p31～32。
（註十）參見──徐平：《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三聯書店【香港】／2014），p140～141。（註十一）參見──
（Ⅰ）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增補改訂）／日文版》（筑摩書房），p187～191。
（註十二）參見──徐平：《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三聯書店【香港】／2014），p141。
（註十三）參見──曹聚仁：《蔣百里評傳》（香港三育圖書出版／民國52年版），p84。
（註十四）參見──蔣百里：《機動兵團之組織》。
（註十五）參見──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解放軍出版社）／其資料來源為陳誠在1946年所出版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之附表三【戰爭直前敵我師編製裝備比較表】。
（註十六）參見──徐平：《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三聯書店【香港】／2014），p84。
（註十七）參見──黃力民：《日本帝國陸海軍檔案》（九州出版社），p132～133。
（註十八）參見──徐平：《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三聯書店【香港】／2014），p88～89、141～142。
（註十九）參見──
（Ⅰ）參見──蔣百里：《機動兵團之組織》。
德軍快速部隊雖是創造「閃擊戰」勝利傳奇的關鍵因素，但是不可忽視的一個事實是，二次大戰的德國陸軍主體仍然是徒步行軍傳統步兵師，機械化快速部隊只估全軍的一小部分而已。快速部隊推進的速率為徒步步兵師的4～6倍，在經過了快速的衝刺之後，擔任先鋒的快速部隊越往內陸深入，和步兵師的差距將越拉越大；加以為使前鋒的裝甲部隊保持持續的衝量與動能，主要交通幹道上通常必須先給裝甲兵團的後續戰鬥單位以及運補車隊優先通行，步兵單位只好採取次級道路推進，所以預想兵單位能夠快速跟上前鋒的裝甲部隊，現在證實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兩部之間的間隙越拉越大，裝甲兵團的後方交通線在步兵軍未敢上來之前，將陷入相當不穩定的危險之境。在開戰的第19天，中央集團軍的運補車隊即因路況不良，或者被殘留敵軍與游擊隊攻擊，而損失了25％的車輛！
參見──滕昕雲：《裝甲雄師第四部～「巴巴羅沙」征俄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甲部隊之創建、戰鬥與敗亡》（老戰友工作室），p102。
巴巴羅沙行動最後以失敗告終，其中可以探討的原因很多，而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中指出，俄國之所以能悻保其生存，主要的原因是其國家所具有的傳統落後情況，而不是從蘇俄革命之後所獲得的技術發展。這又不僅是指其人民和軍隊頑強成性而已──他們那種忍苦耐勞的能力都是西方人所不能及的。一個更大的資本就是俄國道路的原始化情況。其中大部分都不過是沙土的小徑，只要一下雨，馬上就會變成無垠的泥沼，這種情況要比紅軍的一切英勇犧牲都更足以阻止德軍的前進。假使蘇俄統治者若已在俄國建立了一個大致與西方國家相當的道路系統，則它可能就會像法國那樣迅速的遭到蹂而被征服。
但這個結論又有其相反的一面。希特勒之所以會喪失其勝利的機會，主要是因為其陸軍的機動性是以車輪為基礎而不是以履帶為基礎。在俄國的泥路上，輪型車輛會受到坑陷，但戰車還是可以繼續行動的。假使德國裝甲部隊備有履帶式的運輸工具，則儘管是泥濘載道，他們在秋季裏也還是可能早已到達俄國的主要心臟部分。
參見──李德․哈特（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一冊）／民國84年版》（麥田出版社），p309。
（註二十） 參見──阮大仁、傅應川、張鑄勳、周珞：《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臺灣學生書局），p226。（註二十一）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豫湘桂會戰】。
（註二十二）整個「一號作戰」計畫，是在1943年12月31日提呈御前會議，由天皇親自裁可，交其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執行。其作戰命令要點為：
（1）阻止美軍B-29機使用、柳州之基地、
（2）占領桂林、柳州區域，因預期盟軍將自印度及雲南進攻在華之日軍。
（3）因海上聯繁之日益困難，縱貫大陸之鐵路必須打通，以重啟對南方日軍之陸上補給線。（這裡指的是日軍想要打通的是深入中國內陸的西線，即由平漢、粵漢、湘桂陸而通往中南半島。）
（4）摧毀國軍骨幹，加速重慶政權之崩潰。
參見──
（Ⅰ）阮大仁、傅應川、張鑄勳、周珞：《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臺灣學生書局），p229～231。
（Ⅱ）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增補改訂）／日文版》（筑摩書房），p530。
（註二十三） 參見──阮大仁、傅應川、張鑄勳、周珞：《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臺灣學生書局），p265～266。
（註二十四）參見──張發奎（夏蓮瑛訪談及記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p235、237。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