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1949年短暫擔任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將軍（1896～1980）在他的回憶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中指出，1937年（民國26年）7月底的某日下午，他奉令與何應欽、顧祝同、張治中、陳誠、徐永昌等高階將領到南京的蔣中正官邸餐敘……在飯桌上，蔣中正詢問大家對日本的看法。結論是，既然我們已決心抵抗，我們必須積極主動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發動進攻把侵華日軍分割開來；其次，鑒於上海是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一旦爆發戰事就會招來國際干預……從戰略上來看，黃河流域的大平原易攻難守，而布滿河流、湖泊、小溪的上海地區是易守難攻的。再者，黃河流域通過兩條老舊的鐵路──平漢線與津浦線；而上海地區布滿了公路網及幾條鐵路，最著名的是滬寧路與滬杭路。（註一）縱橫交錯的公路及鐵路網非常有利於物資（與軍隊）運輸（註二）。
一，先看蔣百里將軍在抗戰爆發之前的戰略規劃
中日戰爭前夕，蔣百里先生曾去日考察一回，並會晤士官學校同學──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知道中日關係不能再拖下去了。回國後，蔣百里便著手擬定各種國防建議計畫，供國民政府參考。他從地理及民族性看，強調湖南乃是中國的心臟，中國的烏克蘭；一但戰事爆發，沿海一帶首遭蹂躪，工業計劃應著眼於山岳地帶，而便利防空及軍事守險，應以南嶽為工業重心……中日戰爭發生，大本營應設在芷江、洪江一帶，那一區有森林，有礦產，又有沅江流貫期間，乃是天然的國防地帶。（空軍基地設在昆明）。（註四）
二，蔣百里將軍之《機動兵團之組織》理論
因火力及機械之發達進步，軍隊之機動性及攻擊之威力大增。過去亘長久時之陣地戰已不能重建於今日，而東亞地域遼闊，尤無陣地戰發生之可能。大機動性部隊在運動戰中因自轉車（自行車）裝甲汽車及各種戰車之發達而益增高其價值。我國西北高原漠南四省及東北及冀魯平原，的是遼闊，運動容易，乘馬兵腳踏車隊機踏車隊汽車化及裝甲化部隊，到處可自由運動，需要此種大機動性部隊遠較任何國家為尤急。我國過去內戰多南方山地及水田地帶，故不覺得機動部隊之需要，他方面此種人才奇缺，致形成目前極端落後之現象……大機動部隊宜於北方平易地形，不能使用於南方山地及水田地帶。（註五）
三，蔣百里將軍的持久戰理論
蔣百里的持久戰思想對當時的國民政府也有重要影響，成為中國對日作戰的中心思想。1932年11月17日，蔣中正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就提出：「強國之國防重邊疆，取攻勢；弱國之國防重核心，取守勢」，「戰時以努力經營長江流域，掌握隴海鐵路為第一要旨。」1935年他又採納了蔣百里的「三陽（即洛陽、襄陽、衡陽）」決戰思想，贊成蔣百里的關於國防中心區建設的看法，決定未來的對日戰略應將主要陣地放在長江以南與平漢鐵路以西地區，以洛陽、襄陽、荊州、宜昌、常德作為抵抗日本侵略軍的最後陣地。國民政府軍委會制定的1936年《國防計畫大綱草案》按照蔣中正的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將其確定下來，作為中國政府抗日戰爭的中心戰略。（註六）
蔣百里以古典兵法學分析日本軍國主義必然採用「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我則應事事與之相反，進行「彼第一，我第二」的「持久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相機予以打擊。戰力預置華東，引敵由東向西，軸向攻防。（註七）蔣百里的對日作戰戰術主張歸納為一個「拖」字。1937年夏天，蔣百里會晤其老友錢均甫（錢學森的父親）時說，感謝我們的祖先，中國有地大、人眾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運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場合流（當時歐洲情勢已經相當緊張，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們轉弱為強，把敵人拖垮而已。而蔣百里的《國防論》內容可概括如下：第一，用空間換時間；第二，不畏鯨吞，只怕蠶食，全面抗戰；第三，開戰上海，利用地理條件減弱日本攻勢，形成長期戰場。全書的最終結論是：抗日必須以國民為本，打持久戰。所以蔣百里才會說出這句名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四， 1935年（民國24年度）秋季大演習
演習地域：選定自南京至宜興天王寺溧水與凓陽張渚鎮間一帶為演習地域，以京杭公路，為東西兩軍之主要作戰線。由蔣中正擔任此次演習的統監部統監，唐生智則擔任演習參謀長。共有兩萬餘人參與了這次在長江以南南京和上海之間的演習。這種前所未有的參演部隊的規模，使得中國軍隊能夠真實地模擬實際戰場條件，其主要宗旨就是對「誘敵深入」戰略的一次檢驗。
演習結束後總結了經驗教訓，唐生智評論說演習地點選擇得非常好。這樣的地形地貌對於坦克部隊指揮官而言不亞於一場噩夢。江河密佈，山坡陡峭，道路狹窄崎嶇，幾乎沒有哪座橋樑能支撐坦克的重量。用來間隔成千上萬小塊水田的田埂，幾乎都不到兩三英呎寬。對於在陣地間快速移動的步兵來說，這個寬度足夠了，但對於履帶車輛而言，它們就無計可施了。這種地形似乎是任何機械化軍隊的葬身之處。 （註八）
另外在上海開戰前夕，南京軍事委員會管理部代理部長姚琮（1891～1977，畢業於保定通國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為蔣中正同學，1949年隨政府來臺，後以中將官階退伍）就上過條陳，主張「宜於淞滬一帶決戰，而以平津為副」──其利有五：指揮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補給較便三也；江南多港灣不利於敵四也；易動列強觀感，而得多助五也。（註九）
五，抗戰時期～日軍到底有沒有機械化部部隊
在記錄上，日軍最早的坦克兵（裝甲兵／戰車兵）建制是在1925年，為分別在久留米和津田沼建立的第一與第二戰車隊，各有「雷諾-FT17（有世界上第一輛現代戰車之稱號，重7噸）」坦克5輛、MKA坦克3輛（為英製「惠比特犬（Whippet）」中型坦克，重14噸）。最初這些戰車部隊和當時世界各國一樣，將其配屬在各師團內使用。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凡大規模的進攻作戰，都有戰車部隊參與，這對缺乏反坦克武器（如德國萊茵金屬公司生產的Pak 36／3.7cm口徑反坦克砲或蘇羅通20毫米防空機砲）的中國軍隊造成重大傷害。不過在「一․二八事變」時，由第一戰車隊內抽調改編的獨立戰車第二中隊，在江南這種小河密布及城鎮建設複雜的區域則是吃了不少苦頭。1933年，日軍將第一與第二戰車隊分別擴充為第一與第二戰車聯隊（相當於坦克團）。（註十）
日軍第一支機械化部隊──「獨立混成第1旅團」是在1934年（昭和九年）3月17日編成，配屬於關東軍內，司令部駐公主嶺（今長春公主嶺市）。「獨立混成第1旅團」編成之初轄──（獨立）步兵一個連隊、戰車兩個大隊、機動砲兵一個大隊、工兵一個中隊，總兵力4,683人、機動車輛（戰車／坦克除外）727輛。（註十一）估計，從1936至1937年，日本大約擁有800～1,000輛戰車，其中有300輛集中於兩個戰車聯隊和大隊，其餘的則分為若干小隊附着於步兵，每個步兵師團配屬戰車24輛。（註十二）
「（聯合兵種）獨立混成第1旅團」的編成：
整體而言，抗戰時期的日軍並未機械化，少數機械化了幾個師團，都不曾在中國戰場使用過，（註十三）而在蔣百里將軍的定義中，當時的機械化快速部隊指的是──乘馬兵腳踏車隊機踏車隊汽車化及裝甲化部隊，（註十四）相較於以步兵為主力的國軍（完全沒有汽貨、馬車），日本陸軍每個師團至少配備5,849匹馬、520輛以上的汽貨車與500輛以上的馬車與24輛坦克來看，日軍已算是運輸快速的機械化部隊。（註十五）另外在徐平主編的《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一書中介紹，在日軍發動侵華戰爭之初，一般齊備滿員的日軍常備主力陸軍師團（指四聯隊制師團）兵力往往可達24,000～28,000人，擁有戰馬（約）7,630匹……這類的師團又區分為挽馬制（原野作戰型）與馱馬制（山地作戰型）兩類。（註十六）其相對於國軍的移動力或是機動力高低，就不用再贅述了！
日本是直到1941年4月，才由陸軍省正式下令廢除騎兵科，撤銷教育總監部的騎兵監部，同時設置陸軍省機甲本部（指機械化部隊與裝甲部隊的合稱），原騎兵監吉田悳中將（1887～1965，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0期畢）轉任機甲部長，負責機甲部隊（包含戰車、牽引車、運輸車）、騎兵部隊的教育、編制與技術開發，坦克在日語裡稱作戰車。因此日本戰車部隊的主要將領多為騎兵科出身。（註十七）隔年（1942年）6月24日，日軍大本營正式下令組成坦克軍（機甲軍），由吉田悳升任司令官，同一時間組建了第1、第2、第3戰車師團與戰車教導旅團，其中──第1戰車師團駐寧安、第2戰車師團駐勃利、第3戰車師團駐包頭。到1944年6月又在關東的千葉縣組建了第4戰車師團。日軍戰車師團一般裝備輕型戰車100輛、中型戰車335輛、各式汽車1,272輛、加農砲36門、高射砲12門、野砲4門、速射砲12門、平射砲6門、重機槍18挺、輕機槍144挺、步騎槍2,900支等。戰車師團編制總人數為13,820人（這時其步兵師團總人數已達24,440人）。日軍劃分坦克級別的重量標準：10噸以下為輕型，10～20噸為中型，20噸以上為重型。而歐美的標準20噸以下均屬於輕型坦克。因此，日軍的主戰坦克實際上都是輕型的。它相比歐美坦克曝露出火砲口徑小、裝甲薄、噸位低、速度慢、行程短等技術弱點。此外，在懸吊裝置、發電和傳動裝置、液壓氣動裝置、機件堅牢度、無線電通信、光學器材等方面也與同時期歐美國家有著顯著差距。（註十八）但如前所述，即使有這麼多缺點，對缺乏反坦克武器、以配備輕兵器步兵為主的中國軍隊，仍是一個嚴重威脅。很多時候，國軍官兵就只能如電影《八百》那樣，身上綁滿──集束手榴彈（即將數個手榴彈綁定在一起），以自殺方式來攻擊敵人的坦克或裝甲車。
六，「巴巴羅薩作戰行動」～驗證了蔣百里將軍的《機動兵團之組織》理論
蔣百里將軍在他所寫的《機動兵團之組織》一文中指出：現代大機動性部隊須具備極大之火力，運動力，及衝力，已非單純之乘馬兵所能勝任，故多由乘馬兵及機械化部隊（更分之為摩托化及裝甲化部隊），混合編組而成。視地形道路網國家工業力之大小，其機械化程度各國不同，德法二國已將一部份騎兵完全機械化曰裝甲師，我國汽車工業尚未發達，財才兩缺，宜以乘馬兵力為基幹，附以相當之機械化部隊，以增加其運動力，火力，及衝力。
蔣百里將軍的理論實踐可以在1941年6月22日，德軍發動「巴巴羅薩作戰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中看到，當時德軍（德意志國防軍）（未計海空軍）：一共投入了166～181個師（含步兵師、摩托化步兵師、裝甲師）。這些部隊依進攻路線區分為三個集團軍──北方集團軍、中央集團軍、南方集團軍。共有4,100～4,300輛各式戰車（包括突擊砲）、42,000～47,000門各式火砲。另外還包括──60萬輛摩托化的車輛與超過60萬匹馬，這些馬匹主要工作是──提供補給和運送火砲。統計顯示，在東線，德軍只有40％～60％的軍隊是機械化。同一時期的美英同盟國軍隊，則早已全部實現了全機械（摩托）化作戰，步兵開赴前線都是乘坐裝甲輸送車和軍用卡車，重型榴彈砲等也早改用卡車來牽引，或採用可以自行移動的自走火砲。會這樣最直接的原因除了是工業生產能力不足（因為大量役男入伍的關係，造成工業生產人力嚴重短缺）導致汽車生產量不足、海空軍瓜分資源等問題外，還包含油料供應不足，另外蘇聯糟糕的天氣與避免過度依賴蘇聯的鐵路系統（德軍的參謀研究指出，進軍一但超過500km，就只能仰賴鐵路＋公路的運補方式），也導致輜重列車須經常依賴馬拉拖車，但以當時的時空背景而言，德軍已經稱得上是機械化部隊。（註十九）
七，「一號作戰（豫湘桂會戰）」中～有關日軍由北向南貫穿作戰戰術實踐
日軍在1944年4月17日發動了「一號作戰（豫湘桂會戰）」，戰線長達1,400多公里，為時9個月，是八年抗戰中規模最大，為時最久第一次戰役。國軍戰史中以時間先後為序，由北到南，將此戰役分別成為──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作戰與湘粵邊區作戰四個部分。（註二十）
為了本次攻勢，日軍總共投入──410,000名的步兵、加上800輛戰車和將近70,000匹馬，這也是自日本工業化後，日軍首次進行這種規模複雜度的大型動員。（註二十一）「一號作戰」的作戰計畫是──希望能一舉打通湘桂及粵漢鐵路兩線，破壞中國華南地區所有可供美軍B-29轟炸機起降的機場──確保日軍從漢口到越南的鐵路的運輸安全。二是拿下廣西與貴州，將重慶團團包圍，若計劃執行順利的話，日本打敗中國幾乎只剩下最後一擊而已，日軍因此稱這次作戰「確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規模最大的一次一連串的大軍作戰。」。（註二十二）
其中在河南主要與日軍遭遇的是湯恩伯的集團軍（當時湯也兼任第一戰區副司令），湯恩伯集團軍是國軍的機動兵團，戰力比一般國軍部隊要強大。然而經過七年的抗戰，參戰的21個師，素質不齊，根據當時擔任湯恩伯的副參謀長──苟吉堂將軍（1898～1976，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22期步科）在抗戰勝利後1947年所撰述的《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紀實》中記載──其中有10個師的戰力較為薄弱。而最糟糕的是，當時湯部只是輕武器的步兵部隊，砲兵不足，亦無空軍支援，並無戰車，連運輸汽車亦甚少，在應付此次日軍的機械化部隊與空軍夾擊時，束手無策。大軍突圍時，不但糧食短缺，據苟吉堂估計，突圍的10個師，步機槍子彈存量平均只夠每個師20分鐘的戰鬥而已。（註二十三）
「一號作戰」在1944年12 月初──以日軍消耗殆盡，無力繼續前進而宣告結束，但國府損失了──豫、湘、桂大片國土，沿線空軍基地、場站均遭日軍破壞，國軍除了部隊的嚴重損失，後勤的損失也同樣嚴重：估計40個師的裝備以及新淪陷區特別是「魚米之鄉」湖南的資源（同註二十一），也為戰後共產黨奪權奠定基礎。雖然導致「一號作戰」失敗的原因很多──比如忽視日軍即將發動攻擊的情報、大部分美援被史迪威轉扣留於緬北戰場、精銳部隊均支援緬甸戰場、國內部隊師老兵疲…等，但在戰術運用上，也間接證明抗戰初期有關軸線作戰論的相關觀點。
八，張發奎將軍證實「淞滬戰役」是國軍主動挑起的
張發奎將軍（1896～1980）在《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中證實：八月十三日究竟何方先在閘北開火？是我方。倘若日本想同我們在上海開戰，它一定要等增援部隊到達滬濱才動手。日軍不想在上海交戰；否則為何不在上海尋釁而是選擇了盧溝橋呢？它打算從北至南一個省接一個省逐漸吃掉我們。從戰略觀點看，它顯然不想開闢第二戰場。簡言之，我們採取了主動權──日軍在盧溝橋攻擊我們，我們挑起了「八一三」事變。但我不能在《抗日戰爭回憶錄》中披露這一點，因為我們一向宣稱我們是在抗（抵抗）戰……既然預見到失敗，我們為何在上海主動出擊？因為，若我們不抗日，它會欺負我們。我們必須戰鬥，即使知道不免會受挫也要打。當然，倘若不發生盧溝橋事變，我們不會打「八․一三」那一仗。防禦戰需要主動出擊，否則我們會輸的更慘，在上海主動進攻是正確的。在盧溝橋同日軍作戰是愚蠢的，因為敵人正是希望在那兒同我們開打。（註二十四）
附註資料：
（註一）參見──張發奎（夏蓮瑛訪談及記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p233～234。
（註二）參見──何銘生（季大方、毛凡宇、魏麗萍譯）：《南京1937：血戰危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20。
（註三）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史」編：《抗日戰爭史研究新趨向》（上海書店出版），p144。
（註四）參見──曹聚仁：《蔣百里評傳》（香港三育圖書出版／民國52年版），p5～6。
（註五）參見──張禾艸編：《（增訂再版）蔣百里抗戰論輯（下）》（友聲編譯社／民國28年11月版），p169～172。
（註六）參見──曹慶偉：《論蔣百里晚年的對日戰略與國防建設思想》（作者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06級碩士研究生）。
1923年，蔣百里在老家安葬完母親後，由津浦路北上回京，火車經過徐州時，蔣百里望著車窗外這片古戰場，突然對陪同他的學生龔浩（1887～1982，湖南益陽人，1949年隨政府來臺，曾任行政院設計委員、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1982年5月7日，病逝於臺北。）說：「將來有這麼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平漢兩路必被日軍佔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蔣百里是依據中國的地理形勢，深思熟慮後提出「三陽線決戰論」這一著名理論的。「三陽線」即依照中國地理形制，自洛陽、經襄陽、至衡陽劃出的一條連線。這條線以東的地區，因大部是平原沃野，無險可守，中國要盡可能的以空間換時間，消耗和疲憊敵人，同時積蓄自身力量，加強戰略後方建設。這條線以西的地區，山嶽遼闊，資源豐富，中國需借助這裡的地形來進行持久的抗戰。而湖南因處於中國的內陸心臟地帶，是堅持「長期作戰最好的根據地」。
（註七）參見──李吉蓀：《南京保衛戰戰略背景窺視》（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卷2），p103。
（註八）參見──何銘生（季大方、毛凡宇、魏麗萍譯）：《南京1937：血戰危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91～92。
（註九）參見──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麥田出版社／86年版），p31～32。
（註十）參見──徐平：《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三聯書店【香港】／2014），p140～141。（註十一）參見──
（Ⅰ）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增補改訂）／日文版》（筑摩書房），p187～191。
（註十二）參見──徐平：《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三聯書店【香港】／2014），p141。
（註十三）參見──曹聚仁：《蔣百里評傳》（香港三育圖書出版／民國52年版），p84。
（註十四）參見──蔣百里：《機動兵團之組織》。
（註十五）參見──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解放軍出版社）／其資料來源為陳誠在1946年所出版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之附表三【戰爭直前敵我師編製裝備比較表】。
（註十六）參見──徐平：《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三聯書店【香港】／2014），p84。
（註十七）參見──黃力民：《日本帝國陸海軍檔案》（九州出版社），p132～133。
（註十八）參見──徐平：《侵華日軍通覽（1931～1945）》（三聯書店【香港】／2014），p88～89、141～142。
（註十九）參見──
（Ⅰ）參見──蔣百里：《機動兵團之組織》。
德軍快速部隊雖是創造「閃擊戰」勝利傳奇的關鍵因素，但是不可忽視的一個事實是，二次大戰的德國陸軍主體仍然是徒步行軍傳統步兵師，機械化快速部隊只估全軍的一小部分而已。快速部隊推進的速率為徒步步兵師的4～6倍，在經過了快速的衝刺之後，擔任先鋒的快速部隊越往內陸深入，和步兵師的差距將越拉越大；加以為使前鋒的裝甲部隊保持持續的衝量與動能，主要交通幹道上通常必須先給裝甲兵團的後續戰鬥單位以及運補車隊優先通行，步兵單位只好採取次級道路推進，所以預想兵單位能夠快速跟上前鋒的裝甲部隊，現在證實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兩部之間的間隙越拉越大，裝甲兵團的後方交通線在步兵軍未敢上來之前，將陷入相當不穩定的危險之境。在開戰的第19天，中央集團軍的運補車隊即因路況不良，或者被殘留敵軍與游擊隊攻擊，而損失了25％的車輛！
參見──滕昕雲：《裝甲雄師第四部～「巴巴羅沙」征俄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裝甲部隊之創建、戰鬥與敗亡》（老戰友工作室），p102。
巴巴羅沙行動最後以失敗告終，其中可以探討的原因很多，而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中指出，俄國之所以能悻保其生存，主要的原因是其國家所具有的傳統落後情況，而不是從蘇俄革命之後所獲得的技術發展。這又不僅是指其人民和軍隊頑強成性而已──他們那種忍苦耐勞的能力都是西方人所不能及的。一個更大的資本就是俄國道路的原始化情況。其中大部分都不過是沙土的小徑，只要一下雨，馬上就會變成無垠的泥沼，這種情況要比紅軍的一切英勇犧牲都更足以阻止德軍的前進。假使蘇俄統治者若已在俄國建立了一個大致與西方國家相當的道路系統，則它可能就會像法國那樣迅速的遭到蹂而被征服。
但這個結論又有其相反的一面。希特勒之所以會喪失其勝利的機會，主要是因為其陸軍的機動性是以車輪為基礎而不是以履帶為基礎。在俄國的泥路上，輪型車輛會受到坑陷，但戰車還是可以繼續行動的。假使德國裝甲部隊備有履帶式的運輸工具，則儘管是泥濘載道，他們在秋季裏也還是可能早已到達俄國的主要心臟部分。
參見──李德․哈特（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一冊）／民國84年版》（麥田出版社），p309。
（註二十） 參見──阮大仁、傅應川、張鑄勳、周珞：《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臺灣學生書局），p226。（註二十一）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豫湘桂會戰】。
（註二十二）整個「一號作戰」計畫，是在1943年12月31日提呈御前會議，由天皇親自裁可，交其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執行。其作戰命令要點為：
（1）阻止美軍B-29機使用、柳州之基地、
（2）占領桂林、柳州區域，因預期盟軍將自印度及雲南進攻在華之日軍。
（3）因海上聯繁之日益困難，縱貫大陸之鐵路必須打通，以重啟對南方日軍之陸上補給線。（這裡指的是日軍想要打通的是深入中國內陸的西線，即由平漢、粵漢、湘桂陸而通往中南半島。）
（4）摧毀國軍骨幹，加速重慶政權之崩潰。
參見──
（Ⅰ）阮大仁、傅應川、張鑄勳、周珞：《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臺灣學生書局），p229～231。
（Ⅱ）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增補改訂）／日文版》（筑摩書房），p530。
（註二十三） 參見──阮大仁、傅應川、張鑄勳、周珞：《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臺灣學生書局），p265～266。
（註二十四）參見──張發奎（夏蓮瑛訪談及記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p235、237。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