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美國試圖透過全球供應鏈重組,逐漸減少對於中國產品的依賴;不久之前也有外媒分析,中國自從2009年躍居美國最大進口國的寶座,如今在美中經濟脫鉤的背景下岌岌可危。然而,根據中央銀行報告指出,中國商品只是被重新包裝,輾轉經由第三地運往美國,美中經濟連結並未減少。
央行上週召開第三季理監事會議,針對近來引發熱烈討論的全球化議題,央行特別在參考資料中細數全球化的前世、今生與未來,點出全球化的演進及其面臨的問題。
央行表示,全球貿易、資本及勞動力自由移動,有助提升經濟效率,提高整體生產力及所得。1990年代以來,全球化快速發展促進經濟成長、拉低貧窮率,東亞國家獲益甚鉅,也有助於先進經濟體維持通膨率低且穩定。
當然,凡事都是一體兩面,除了全球化帶來的效益,其所衍生的問題同樣不容小覷。央行說明,在全球化快速發展及技術進步下,先進經濟體的中低階技術工作機會流失,許多國家分配不均程度提高。
此外,高度的金融全球化常致區域性及全球性金融危機,而在全球金融循環下,大規模資本移動對於小型開放經濟體衝擊尤鉅。
全球化高度發展的反思與回應
央行指出,面對全球化高度發展帶來的問題,近年中、美兩大強國也開始重新思考、調整全球化的腳步,祭出不同回應政策,包括對內的經濟及社會政策調整,以及對外的全球化發展路線調整。
以中國為例,歷經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後,2010年代在內外部壓力下轉向經濟「再平衡」及「中國製造2025」。近期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的推進對既有體制形成挑戰,中國尋求抑制資本的無序擴張,並且加強監管。
至於過去力倡自由貿易的美國,近年來因為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龐大等,轉向採取保護主義措施,提倡政府介入、強調產業政策的「新華盛頓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央行提到,中國主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不同於以往的貿易協定,RCEP強調漸進式自由化,迄今已對15個會員國全面生效。 美國則是提出「印太經濟架構」(IPEF),其不涉及開放市場或降低關稅,而是於戰略性支柱尋求合作,外界將IPEF視為美國用以對抗中國主導的RCEP。
央行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新自由主義盛行,解除管制蔚為主流,崇尚市場機制的功能,認為政府干預無效。
然而,這場舉世震驚的經濟災難凸顯市場失靈的問題, 主流思維轉為強調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國際間陸續推動金融管制改革或金融再管制,主要國家修訂金融法規與監理制度加強監管,藉此因應金融體系的市場失靈與系統風險問題。
重塑「新全球化」
談及近年全球投資與貿易的改變,央行指出,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存量對GDP比率,曾由1990年的6.9%大幅上升至2008年的32.3%,2008年~2018年由32.3%緩升至43.4%;近期伴隨主要國家採行貨幣緊縮,全球FDI活動進一步放緩,直到 2022年,該比率僅微幅上升至44.3%。
2018年起,受到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影響,全球FDI趨於零碎化,全球對中國的策略產業新設投資(greenfield FDI)減緩,東協則吸引全球FDI的青睞。
央行表示,全球供應鏈朝分流及在地化發展,例如美國希望藉由供應鏈的大重配置(great reallocation)減少對中國的倚賴,但實際上,中國商品只是被重新包裝,輾轉經由第三地(例如東協)運往美國,美中經濟連結並未減少。
全球經濟脫鉤的代價高昂
央行認為,全球化因時因地制宜,並無絕對優劣之分。儘管高度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諸多問題,尤其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戰爭更使這些問題複雜化,但全球經濟脫鉤或零碎化的成本恐相當高昂,跨國合作仍然至關重要。
央行最後強調,金融全球化恐將加速金融風險擴散,而且大國貨幣政策透過全球金融循環,對小型開放經濟體影響甚鉅。因此,妥適的金融監管與資本移動管理措施至為關鍵;另在全球化的經濟與金融體系中,央行也必須將外溢效應納入決策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