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創始人之一齊錫生教授新作《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出版，21日與《重探抗戰史》編者郭岱君座談「烽火中的國家與民族：重探現代中國的關鍵年代」，齊錫生從黨、政、軍三條線追索抗戰時期，直指當年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三者不能畫上等號，即使軍隊也是地方軍不令中央軍之命的狀態，可以說，抗戰八年就註定國民黨敗逃台灣的命運，因為國民政府兩大失誤的政策─徵兵徵糧，耗盡了僅存的民眾支持；而益形僵化的國民黨，則完全喪失扭轉中國政治格局的動能。
為什麼還要研究抗戰？
齊錫生開宗明義強調抗戰史的意義，從近觀看，當年很多親歷其境者還活在人世，還有不少人對抗戰記憶猶新，重點的是，做為現代人，對抗戰（二戰）也應該視為現代人不可脫離的基本知識。從遠觀看，五百年後還會有人談抗戰嗎？他表示，至少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還是要談。
齊錫生說，華人號稱五千年歷史，其中有四千八百年華人祖先是生活在很小的環境（黃河流域為主），清康乾以來才建立現代定義的「中國」版圖，但在全球土地領域所佔極微，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三、四百年後，中國的「威脅」才從北方多了東方─海上而來，直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中國才花了九十六個月的時間，把自己從世界觀裡的井底之蛙，變成有世界能量的一份子，這九十六個月的戰鬥，則超過過去數百年外侮的總和。
國民政府總體檢─千瘡百孔
齊錫生花了很大篇分析「地方實力派」（軍閥），以此為基本工具，檢視國民政府的體質體能，從而如何影響作戰，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國民黨五全大會上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一九三七年盧溝橋發生十天後的盧山宣言則稱：「戰端一起，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兩段講話都非常壯烈，但當時和戰的討論也很激烈，兩個重要講話間隔二十多個月，中國人民有二十多個月的時間思考這兩段話蘊涵的危險訊息，思考：日本人真打來的時候，我們要不要打回去？真的會「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嗎？
遺憾的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齊錫生說，表面上中國抗日似乎是同仇敵愾，其實却是裂痕滿布，傷痕累累，那段時期，國民政府是分崩離析的。他用一連串二分法舉例，主戰派的對立面是「不主戰派」─不是全國鐵板一塊抗日，分裂的裂痕非常清楚，不主戰派又可以分成「表態的不主戰派」和「不表態的不主戰派」，前者如低調俱樂部，最後走到最極端的就是汪精衛政權，而「不主戰派」其實佔了大部份，即使蔣介石那麼慷慨講了地方不分南北，當時很多數人不是拒絕被拉進這個陣營，甚至未來八年想盡辦法不表態。
主戰派也有「口頭主戰派」，叫的聲音很大，但談到行動又不見了；「行動主戰派」又有高效能的主戰派，佔非常小的一部份，低效能的主戰派佔了大部份。「高效能主戰派」在松滬戰役，一戰就被打掉了百分之七、八十！
更具體的看黨政軍的關係，軍隊無非講編制訓練設備等，在抗戰的九十六個月時間，美國參戰一九四二年開始，原來悶著不講的中國軍事的弱點，反而表面化了，因為美國人受不了，齊錫生舉例，如蔣介石和史廸威和羅斯福總統的吵架，就軍事而言，美國人講的是對的，中國人抗戰初期一百七十多萬，抗戰結束五百多萬，美國人認為中國軍隊是大而無當的極爛的軍隊，第二，要求賞罰分明，但中國做不到；蔣介石和史廸威衝突的是非顯而易見，但美國最大的錯誤是見樹不見林，把問題歸結於蔣介石個人。
持久戰大戰略沒有錯，錯在地方政府對著幹
至於「政」的方面，國民政府的大戰略，要從沿海退到內陸，完全正確，但進一步看，從南京退到武漢、漢陽，都有國民政府設置，放棄武漢轉進四川，照說，成都是四川最重要的地方，建設有成，但國民政府沒選擇成都却到重慶，齊錫生引用黨政要員的說法，「滿街老鼠，街邊常見死人，陰溝臭的不得了」，為什麼？非常殘酷的事實是，三百里外的成都政府不讓國民政府去，成都成了反國民政府基地。張群當四川省政府主席時，第一次做不成，第二次做成了却不敢到省政府辦公，改到保安司令部辦公，且師長們到成都公開討論如何與重慶方面對著幹。再比方說，蔣介石禁鴉片非常嚴，成都地方實力派為應付中國的重慶政府，全部取締地方煙館，但他們手裡的煙館却依舊存在。最嚴重的，當時重慶政府推行兩個重要制度：徵兵和徵糧，農村怨聲載道，最終耗盡了民眾僅存的最後支持。
和一般理解差異更大的是，當時社會流行一句話「蔣家天下陳家黨」，實情也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齊錫生說，黨（國民黨），最癱瘓、最對抗戰無貢獻的，國民政府─國民黨─蔣介石，三者不能畫上等號，國民政府不是國民黨能操控的，國民黨不是蔣介石能控制的，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講過，一輩子最大的噩運就是不能處理黨的事。
齊錫生舉例，重慶中央黨部所在地，就是千把個講江浙話、寧波話、上海話的人支持黨中央，但廣大的各省地方黨部完全不是陳氏兄弟能過問的，比方，廣西省黨部滴水不透，山西黨部根本與重慶不發生關係，抗戰時期的國民黨，組織非常鬆散，到了廣大的地方，國民黨可謂「不見縱跡」，政府、領袖，黨應該為民前鋒，但中央黨部是一回事，地方黨部虛有其表又是一回事，是一個完全不能名符其實的黨，一九四四年，蔣介石堅持要開國民黨六全大會，國民黨人反對，要蔣別自找麻煩，蔣介石還是要開，說要還政於民，「高階黨政人士打打鬧鬧，比菜市場還糟糕。」
蔣介石領導下打贏抗日戰爭，號稱八百萬精兵，他聲望如日中天，為什麼四年就被打到台灣？齊錫生說，如果把抗戰八年體檢表拿來檢視，大概病兆早就埋下了。
郭岱君：國民政府以「剿共」之名始進四川
與談的郭岱君說，從「分崩離析的陣營」，看到國民政府真可憐，蔣介石真可憐，他是最堅持抗戰的人，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松滬大戰接近尾聲，蔣介石的中央軍百分之七十損傷，但求和的是日本而非中國，日本請出德國外交部出面（陶德曼調停），很多人希望停戰，蔣介石日記裡就說，主和者眾，但日本少壯派不會認帳，有人主張先讓掉滿洲，蔣介石則認為日本絕不會以東北為滿足，若不堅持抗戰，國家一定內亂，蔣介石還看清，「日倭真正的敵人實在美俄」，中國太弱了，還不足以成為日本的假想敵，日本的國防白皮書就是利用支那「地方割據」之事實，分而治之，根本不必用兵，建立親日傀儡就能取得經濟命脈。
郭岱君說，蔣介石認為，這個戰爭沒有避免的可能，日本不打倒我們不敢打俄國，中國是日本北上的障礙，就算妥協也沒用，一旦國際機會動搖就會進攻，與其坐而待亡不如死中求生，保留國格， 與其屈辱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中日國力太懸殊，蔣介石很早就有此想法，要引起國際注意和干預。
郭岱君呼應齊錫生的說法，日本一九三一年侵華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蔣介石天天在日記寫「思之、愁之」。從九一八到一二八，蔣介石苦思不得良策，到一九三三年就想到持久戰消耗戰的大戰略，要尋找抗戰根據地，蔣介石能控制的就是長江下游幾個省，其他地方進不去，連號令都進不去，他找到四川却進不了四川，「如何入川，當再思之籌之」，最後是以剿共之名入川，四川開門，將還不敢派軍隊進去，而是派了軍事顧問團，又派了宋子文、孔祥熙、蔣廷父，尋找外援，孔祥熙找了德國陸軍參謀長親自到華，後來接任顧問團的法肯豪森，一九三五年來華，一九三八年奉召回德，戰後被戰爭罪起訴，因為他對中國有功，蔣介石請盟國原諒他，關押三周後即獲釋。
松滬戰役也在蔣介石籌謀之中，原來希望一九三九年再和日本攤牌，但西安事變打壞了他的布局，要把戰場拉到松滬，因為這是蔣介石的勢力範圍，由張治中率中央軍到上海，不停派兵增兵，為何不派地方軍？「因為派不動，地方軍沒人理他（蔣介石）。」郭岱君說，松滬戰役打成了血肉磨坊，才打動了中央國，把中國的民族心打醒了，這是蔣介石不得已的苦肉計，也以此打給看，得到國際的同情和支持。
徵糧徵兵焦土戰，國軍成了「水旱蝗湯」第四災
再如豫湘桂戰役，日本人稱為「一號作戰」，集全國力量打通中國大陸線，所有佔領區軍隊全拉出來打這場戰役，極為慘烈，湯恩伯都打得一敗塗地，甚至敗逃河南，退到湖南還被民眾打，因為徵糧徵稅的政策引起民怨，軍隊為了自力更生辦工廠辦農場，甚至走私，這就是與民爭利，湯恩伯被比喻成「水旱蝗湯」─水災早災蝗災外的第四災，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蔣介石怎麼辦？只有禱告，郭岱君說，蔣介石日記裡常是昨夜兩次禱告、三次禱告；方先覺衡陽戰役慘烈到蔣介石甚至禱告說，打贏就在衡陽蓋一個大鐵字教堂，還說要全軍信基督─至少三次。
打得這麼慘，美國根本看不起我們，日本佔領區，共產黨在根據地很多年，日本軍隊往西走，共產黨就起而佔之。一號作戰短短六個月兵層數十萬人，為什麼贏不了？因為作戰部隊不聽參謀本部的話，沒有協調內閣與軍隊的機制，陸海軍不和。明知不能陷入中國陣地，還是陷入。
抗戰大戰略正確，蔣介石堅毅不拔，日本自己的錯誤。國民政府不成體系，分崩離析，以當時這麼落後的中國，根本沒有能力打現代化戰爭，陳誠說，「所有將領都沒有人有能力領導這場戰爭」，最後勝是慘勝，民窮財盡，千瘡百孔元氣大傷，國民政府為了抗戰不停加稅實行焦土戰，每一樣都不得已，却也都民心大失，共產黨則不同，在根據地各種措施爭民心，八年此消彼長，中共以逸待勞，在戰爭中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