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和校方回應事件時不斷重覆「為你好」、「用愛浸死你」、「要感恩」、「為大局著想」、「不要辜負別人的付出」等論述，這種高姿態的家長式威權口吻招致負評。鍾劍華說：「我相信張婉婷和校長的初衷都是一番好意，但他們表述上套入了權勢的思維套路，令人反感，所以成為被針對的對象。」
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分享求學時的遭遇，當年在保守的價值觀下怎樣被「情緒勒索」或壓抑自我，也有大量網民讚揚片中主角頂住壓力勇敢發聲。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講師李薇婷分析指，港人經歷過社會運動的洗禮，對權力、自主、程序正義很有意識，不會再逆來順受，她說現在有一股暗湧正在累積，希望改變教育和文化氛圍。「以前是用大家的利益，去取消一個人的悲傷，我們看到近幾年開始有一種集體覺醒，會關心情緒健康和個人感受。我們不再被逼接受強加於我們的『為你好』，而是可以反問，如果我不喜歡你『為我好』的方式呢？」
回到電影本身，《給十九歲的我》入圍香港電影金像奬最佳剪接、導演及電影三項提名，校方已宣佈會退選最佳電影，惟與張婉婷一同提名「最佳導演」的郭偉倫已表明會繼續接受提名，張婉婷則表示尊重及配合郭的決定，但不會出席頒獎禮，意味著該片仍會角逐兩項獎項，屆時可能再引發爭議。
導演應亮指香港沒有紀錄片產業，金像獎也沒有最佳紀錄片的獎項，雖然過去十年通過教學和受社會運動啟發，培育了不少優秀的新一代紀錄片導演，但老一代電影人和觀眾仍沒有經過足夠的凖備。「張婉婷雖然是著名導演，但拍紀錄片是第一次，她沒有那個意識，還是在用劇情片的方式做紀錄片。這很遺憾，所以香港缺乏這部分的文化吧。」
他說近年香港多了紀錄片作品，可惜因為政治審查無法在港放映，他擔心這次事件造成一個大大的負面刻板印象，傷害本來就非常弱勢的本地紀錄片工作者，影響日後拍攝、製作和發行。
台灣紀錄片產業比香港成熟得多，商業院線都會放映很小眾的紀錄片，學者郭力昕認為這次《給十九歲的我》引發的爭議在香港形成公共討論是好的開始。「素養的建立要從觀看開始，什麼都要看，不是說有毒就避開，大家多討論、辯論，才會提升社會對紀錄片的識讀能力與文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