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享個人經驗時說，他在2016年烏克蘭戰爭期間曾到當地參與紀錄片製作，超過10TB的拍攝素材記錄了當地學生在三年之間，從激進民族主義分子到志願參軍，其後在戰爭中受傷，歸來後重新適應平民生活的過程。「影片探討民族主義和戰爭之間的關係，公開主角的臉可能會使他們的家人陷入危險，因為他們住在烏東地區。我們最終決定撤回這部片子，至今還沒有發行。他們的安全比我們的藝術野心更重要。讓我再做一次決定，我還是會這樣做。」
在《給十九歲的我》鬧出風波後，導演張婉婷隨即上電台受訪，向受影響女生道歉，「你開心點嘛，我們現在不做啦。」英華女學校前校長李石玉如發聲明指，十分重視片中呈現的每一個學生，對引起學生的困難深感抱歉，該校辦學團體負責人也公開表明：「人是比電影更加重要。」
4. 紀錄片=真實？
很多人批評《給十九歲的我》時，與同樣是記錄事實的新聞片相提並論。這涉及紀錄片的性質與目的，在不同情況下，個人私隱與公眾知情權有不同的優先次序。
以新聞為例，傳媒法律學者甄美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曾在香港電台及無線電視任職記者，負責《鏗鏘集》和《星期二檔案》等半小時新聞專題（long form或news documentary），目的是監督公權力或探討公共議題，她說為了保障公眾利益及編輯自主，從來不會要求受訪者簽同意書或看定剪。
《給十九歲的我》則屬人物類的創意型紀錄片（creative documentary），沒有公眾利益，是用獨特視角關心人性。紀錄片導演應亮說：「比如同樣拍一個中國維權人士，新聞會聚焦在他的公共身分，但創意型的人物紀錄片可能是拍他作為父親有很多遺憾，而不在於他怎麼維權。深入到人性層面和私生活，很多灰色地帶和隱私的東西都有機會被呈現，當事人其實真的有話語權。」
另一個迷思是導演的介入——《給十九歲的我》備受詬病的其中一點是張婉婷在採訪時的誘導性問題，以及旁白加入大量主觀意見，擅自幫女生改別名如「香港小姐」，又指有些女生「收兵」、「懷疑緩交」等。有主角事後澄清有關描述不實，批評導演太「多嘴」。張婉婷受訪時坦言這是刻意的安排，希望加入個人評論和角度，而不是做只能觀察和記錄的「牆上蒼蠅」（the fly on the wall）。
對此，導演應亮強調創作型紀錄片不是新聞，不必客觀。「紀錄片一定有立場，不用不偏不倚，電影作為藝術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 像美國著名紀錄片導演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拍攝《華氏911》、《美國黐Gun檔案》（Bowling for Columbine，或譯《科倫拜恩校園事件》、《科倫拜恩的保齡》）等多部作品，都帶有強烈的主觀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