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下半場從《九十年代》休刊後開始，編輯寫作的主要平台在《蘋果日報》，也在其他報刊寫專欄和在電台主持讀書節目。與上半場相比，下半場沒有經營壓力。即使主持《蘋果》論壇版，也只是負責選稿、決定頭條、文章配置和看大樣而已，另有助手負責具體編務、稿酬結算等等。故下半場可以說是更能集中個人自由思想的時期。又因面向香港讀者，所以主要關注香港的局勢變化，儘管也會涉及兩岸話題。
下半場的編寫工作也持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雖然已年逾六旬，想不到仍然對人生有重要的考驗。這期間，我出版了十多本書，其中至少有八、九本是政論合集。在這個回憶錄中，我不打算仔細去描述這段時期的香港歷史。我只選一些對我的心路歷程有影響的事情來談談。
就香港九七後二十五年變化的總趨勢來說，不能不說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有關。因此，我首先從中國的變化講起。
中國經濟從衰敝到起飛，並非如中共宣傳所說，只因為它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中國的改革只限於經濟領域，而且是開放為主，改革不多。政治就完全沒有改革。起飛的關鍵在於美國在2001年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從而使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過去美國每年檢討一次這種待遇，使一些國際企業有戒心，不敢在中國作長線投資。2001年的改變，使中國成為可提供廉價勞工、廉價土地，可不顧生態環境的最符合跨國企業利益的國家，並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每年GDP 增長都是雙位數。
李柱銘在回憶錄中提到，他前往美國遊說讓中國入世，是想藉此使中國懂得和遵守合約精神。我相信美國政府當時的想法也差不多。西方學術界的自由主義者，從一些國家或地區如南韓、台灣的經驗，多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了，平均收入增長快了，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多了，自然就會覺得需要遵守合約，需要有法治與民主制度去保障私有財產、個人自由。
但對於一個有兩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再加上比蘇共更極端的極權執政黨來說，就不是這樣。我在前文介紹王正方在1986年提出的「王氏定律」，即經濟發展加政治自由等於一個常數，似乎更能說明現實狀況。有網友留言對「王氏定律」提出質疑，說現在中國的經濟不斷下滑，按王氏定律不是應該政治上較為放鬆嗎？為什麼反而更收緊呢？
需知，經濟下滑與否，不是根據客觀數據，而是中共領導人說的才算數。即使文革後期，經濟已到了崩潰邊緣，在毛澤東還沒有死、四人幫還沒有倒的時期，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都不敢說經濟衰敝，而且也都在講什麼抓革命促生產、大寨精神、大慶精神之類，直到毛死、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再過一年，鄧小平復出，才講文革後期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才開放民主牆讓人民貼大字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