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橘郡出名的幾點是政治傾向保守，棕櫚修剪整齊，還有約翰韋恩住那兒（機場就叫約翰韋恩機場，雖然他最討厭飛機飛過高爾夫球場），很少人會想到當地也出激進學說。九○年代，橘郡卻成為一時碰巧論全球史觀的大本營。加大爾灣分校歷史系的王國斌1997年出版《轉變的中國》，同系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2000年出版《大分流》，同校社會系的王丰與加州理工學院人文社科系的李中清1999年共同出版《人類的四分之一》，這些劃時代的著作都主張，不管從哪裡看，不管是生態、家庭結構、科技、工業、金融、制度、生活水平還是消費品味，東西方之間都是同大於異，直到十九世紀為止。
假如他們沒錯，那麼要解釋憑什麼是北京狗「戰利品」被送到倫敦，而不是亞伯特被押去北京，突然變棘手了。某些一時碰巧論者如特立獨行的經濟學家安德列˙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此君寫了三十多本書，什麼都能寫，由上古史到拉丁美洲都有）便在1998年的《白銀資本》(ReORIENT)一書中主張：東方發生工業革命的條件本來是比西方優越的，中間卻出了意外。本來，歐洲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僅是「遙遠的邊陲半島」。歐人正是一心一意想從中東打開一條路，通往財富所在的亞洲市場，才會在一千年前發動十字軍東征。此路不通，才開始有人如哥倫布，想要改採西航之路去中國。
（安德列˙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解釋西方稱雄，不是因為歐洲做了什麼，而是東方式微使然。圖片來源：world systems archive。）
美洲擋路，西航到不了中國，弗蘭克卻認為歐洲的世界地位是拜哥倫布砸鍋之賜才有了變化。十六世紀的中國很繁榮，卻常鬧白銀荒。美洲多的是白銀。歐人為了回應中國的需求，就鞭策美洲原住民從秘魯、墨西哥的山裡掘出十五萬噸白銀，三分之一都到了中國。弗蘭克的說法，西方是用白銀、暴行、奴役買到一張「亞洲經濟列車上的三等車票」，但西方要「把亞洲人趕下列車」，還需要發生别的事。
弗蘭克認為西方勝出，到頭來與其要歸因於歐人做了什麼，不如歸因於1750年後「東方式微」。一開始是白銀供應減少，引發亞洲政治危機，卻帶給歐洲振興力量，沒白銀輸往亞洲了，只好發展機械化工業，製造白銀以外在亞洲有競爭力的商品。弗蘭克也主張，1750年後的人口成長在歐亞兩邊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應：中國是貧富差距拉大，助長政治危機，扼阻創新力，英國這邊卻是提供廉價勞力給新工廠。中國動亂分裂時，西方發生了照理應該出現在中國的工業革命。但因為發生地是英國，西方便繼承了世界。
一時碰巧論的其他史家卻看法不同。加大戴維斯分校社會系的傑克˙葛斯通(Jack Goldstone)2009年出版《為什麼是歐洲》一書（他造出「加州學派」一詞來統稱一時碰巧派），他主張：東西方直到1600年都還平起平坐（或説半斤八兩），兩邊都是農業帝國，都有繁複的官僚體制(西方是教士)在捍衛古老傳統。十七世紀從英國到中國，到處都鬧瘟疫、兵戈、改朝換代，到處的社會都搖搖欲墜，但是大部份的帝國都平定動亂，重新導正思想，獨獨西北歐，新教徒推翻了天主教傳統。
（創造出「加州學派」的葛斯通，認為歐洲推翻了天主教傳統，才得以邁向工業革命。）
葛斯通主張，西方是因為推翻傳統，才邁向工業革命。因為掙脫了古老意識形態的枷鎖，歐洲科學家才有辦法把自然運作法則鑽研徹底，同樣務實進取的英國實業家才有辦法搞懂煤與蒸氣的用途。到了1800年，西方已經遙遙領先。
葛斯通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古早決定，只要有一些不巧，世界便會完全改觀。1690年波因河( Boyne)戰役是一例，未來的英王威廉˙奧蘭治(William of Orange)肩甲被天主教軍一槍射透，據說威廉說了一句「幸好沒打到」，葛斯通認為，那槍只要低個幾吋，英國就可能是天主教國家，法國將繼續宰制全歐，工業革命也不會發生。
彭慕蘭《大分流》更進一步，主張整個工業革命是一大僥倖。1750年左右，東西雙方都正邁向生態災難。人口成長比科技還前面，農業的延伸與加強，貨物的流通，社會的組織，都已耗盡所有可能。東西方都即將到達科技允許的成長極限，全球衰退幾乎已確定到來，十九、二○世紀勢必人口縮減。
（彭慕蘭認為西方工業革命只是僥倖。）
然而，過去兩百年的經濟成長卻超過以往數千年的總和。原因，彭慕蘭解釋，就是西歐超走運，尤其是英國。他跟弗蘭克一樣，也認為西方的好運始於意外發現美洲，創造出一套最能為工業生產提供誘因的貿易體系。只是跟弗蘭克不一樣，彭慕蘭認為，歐洲到1800年也還有可能把好運用光。英國早期的蒸氣機燒的是木柴，人口稠密的西歐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空地種樹。偏巧這時天外飛來第二次好運：英國找到煤礦，才有辦法把許多產業都迅速機械化。到了1840年，英國已經把燃煤蒸汽機運用到食衣住行，包括打進長江的鐵甲艦。要產出同等的能量，英國本來是每年要燒掉1,500萬畝森林的，林地卻根本不存在。化石燃料革命展開，生態浩劫可免（或說推遲到二十一世紀），西方也在一夕之間翻身，主宰全球。沒什麼古早決定，只是一時的萬般湊巧。
一時碰巧陣營對工業革命在西方的解釋，從彭慕蘭的僥倖躲過浩劫，到弗蘭克的全球經濟擴張一時優勢移轉，其差距之大就好比古早決定陣營中的戴蒙與馬克思。陣營內儘管針鋒相對，造成世界運作理論最截然對比的，卻是兩大陣營的壁壘分明。古早決定陣營中有人宣稱對方搞的是政治正確的偽劣學術，一時碰巧陣營則回擊說，對方就是崇西貶東強詞奪理，搞不好有種族歧視。
都是專家，結論卻南轅北轍，可見大家在處理這難題時一定有搞錯什麼。本書將主張：兩大陣營都誤解歷史的形狀，才會歸結出片面且彼此矛盾的結論。筆者相信，應該換個不同視角。
〈歷史走勢的輪廓〉
筆者的意思，是兩大陣營都同意最近兩百年是西方稱雄，之前如何則意見不一。雙方對近代以前給了不同評價，才會有一大堆歧見。要解決爭執，唯有把眼光放久遠，才能奠定歷史走勢的整體「輪廓」。有了這輪廓，把底線奠定清楚，才有辦法針對「西方憑什麼」這問題進行有建樹的論辯。
這卻是大家都無意做的事。大多數探討「西方憑什麼」的學者其專長是經濟、社會、政治或近代史。基本上，他們只熟稔近現代事件。他們往往把重心放在最近幾百年，最多五百年，就算有提到更早之前也是簡短帶過。然而，主要爭執點卻是西方稱雄的成因到底是古早就有，還是新近突然出現。
幾位學者另闢蹊徑，先聚焦遠古，再一躍而到現代，中間數千年則著墨甚少。他們都覺得有件事是不辯自明，兼跨地理學與歷史學的阿佛列˙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在2004年的《生態帝國主義》一書就明白寫道，史前發明農業是樁天大的事，但「此後到哥倫布等人航行四海，中間差不多四千年，跟之前相較來說沒有大事。」
我覺得不對。只看史前或只看現代都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只看中間四五千年也不行）。要嘛就必須檢視人類全史，把它看成單一故事，奠定其整體走勢輪廓，才能討論為什麼是這輪廓。
＊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為劍橋大學博士，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現為史丹福大學講座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海外院士，原本專長是西方上古史，近年專攻全球史，已出版13本書。本文選自《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雅言文化）序論〈鴉片戰爭後，一個大哉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