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則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換言之，即我國學術之第一次重新估價，其論周秦諸子，其論管子、墨翟，其論商鞅，其論王安石、論孔教、論佛教，皆一掃傳統觀念，而為今日吾人大多數對於此諸家之觀念之所基。此時先生批評中國學術之結晶，尤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長文。此實第一部有系統之中國學術史，一氣呵成，前無憑藉，非有絕偉之識力，其曷能與於斯？胡適自言其立志治中國思想史，實受先生此文之影響，則民國六七年後「新漢學」之興起，先生蓋導其源矣。
三則以新觀點考察中國歷史，而提出史學革命方案。始倡於官報及帝譜而外，別創以民族及文代為對象，藉國民之照鑒之歷史。其於《新民叢報》中，《新史學》、《中國史敘論》，已發其凡；於〈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及〈趙武靈王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王荊公傳〉、〈鄭和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等篇中，復示其例。後有作近代中國史學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
從學術史上觀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間，實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時期。蓋自辛亥革命成功後，先生在政治上，實與康南海同為落伍之人物。歷史上之趨勢如此，非人力所能轉移。為先生計，使自此時以後絕跡仕途、埋頭著述，則其所貢獻於中國學術者當如何！乃不出此，挾其歷史上寶貴之地位旅進旅退於軍閥官僚、奸雄宵小之間，卒無補於國，而學亦荒，豈不惜哉！此時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張，可以一言蔽之：先從民智民德方面著力，而以溫和漸進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地位。惟其側重民智民德，故於政治及經濟上無具體而堅執之計畫；惟其採溫和漸進之手段，故易於優容軍閥。民國以後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論也。
及歐戰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空前之大破壞後，正心驚目眩，徬徨不知所措；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於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瞭解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先生適以此時遊歐，受其說之薰陶，遂確信中國古紙堆中，有可醫西方而自醫之藥。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於史。蓋欲以餘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模且遠大於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於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天不假年，抱志以歿，實中國史學史上之一大損失已。然其已見之主要成績可得言焉：
㈠《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雖未達西洋史學方法，然實為中國此學之奠基石，其舉例之精巧親切而富於啟發性，西方史法書中實罕其匹。
㈡關於學術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學案》、《老子哲學》等書，推崇比附闔護及宣傳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實正確許之。惟其關於中國佛學史及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之探討，不獨開闢新領土，抑且饒於新收穫，此實為其不朽之盛業。
㈢先生《中國文化史》之正文，僅成〈社會組織〉一篇，整裁猶未完善，然其體例及採裁，（全）空依傍，亦一有價值之創作也。
㈣關於文學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淵明》一書（內有年譜及批評）為最精絕。報載其作《辛稼軒年譜》，力疾屬草，實成絕筆。他日此書印行，當為我國學術史上與人印象最深之紀念物也已。
近兩年來先生在衰病中，醫者禁其著作，已久與中國史學界絕緣。而我國史學界亦日冷落，至於今而益甚，不學無術之人因緣時會，憑藉結納，亦且披猴冠而登壇坫焉。不知我國史界之剝，何日始復也。
＊張蔭麟歷任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著有《中國史綱》。梁啟超稱他為「天才」，陳寅恪譽他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此文原刊於《大公報》，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收錄於《我的師友梁啟超》（蔡登山新編，新銳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