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乎，則當時之康、梁，不幾夫今日之「赤化者」哉！
自維新派與革命黨為政敵，革命成而維新派被目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國民革命」（此詞始見於《同盟會宣言》，今黨軍名國民革命軍，殆即本此）運動，實行先於言論。黨人最著名之機關報，曰《蘇報》，曰《民報》。然《蘇報》始於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梁任公在上海初辦之報）之創辦已七年矣；《民報》始於乙巳，上距《清議報》（梁任公在日本初辦之報）創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刊亦後四年矣。《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嘗明目張膽以言論學說昭示國人，國人之於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任者，實唯康、梁。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靡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易也。
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後，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中，掊詆滿洲執政者不留絲毫餘地。清室之失去國人信用，梁任公之筆墨實與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國人信用而朝廷上又無改革希望，故革命勢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無意中問接幫助革命之一端也。吾故曰維新黨與革命黨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自乙巳同盟會成立於東京，而維新黨遂成過去之陳跡。波斕起伏，前後相推；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個人之得失，何預於其歷史上價值哉？嗟乎！此固未易為今之以標語為金科、口號為玉律者言也。
自任公亡命日本後，誦習日文，因間接得窺西洋名折口之學說，而識力日擴。此時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範圍。自述曰：
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以為）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及「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於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乃至孔子之改制何必託古，諸子何為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數超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
自戊戌至辛亥間，先生之所貢獻於國人者，除應時之政論及激發國民愛國心之宣傳外，尚有三焉：
一則介紹西方學問。國人之得聞亞理士多德、培根、笛卡兒、史賓諾沙、康得、盧梭、霍布斯、邊沁諸家之學說，實自先生之著作始也。雖間接稗販，每多隔膜與秕謬，然微先生之力，當時孰知除帖括詞章考據以外，除堅船利炮鐵路銀行之外，除法律憲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其於形上之學激發好奇之心，引起探討之興趣，實為此後新文化運動之伏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