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倒清,梁任公刀筆之功至大:《我的師友梁啓超》選摘(3)

2022-03-14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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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他國史學界亦日冷落,至於今而益甚,不學無術之人因緣時會,憑藉結納,亦且披猴冠而登壇坫焉。

作者認為,他國史學界亦日冷落,至於今而益甚,不學無術之人因緣時會,憑藉結納,亦且披猴冠而登壇坫焉。

本年一月十九日,新會梁任公先生病歿於北平,本報既已為文悼之矣(一月二十一日本報社評),茲再從其學術方面,作一綜括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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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動,蓋可分為四時期,每時期各有特殊之貢獻與影響。

第一期自其撇棄詞章考據,就學萬木草堂,以至戊戌政變以前止,是為「通經致用」之時期;

第二期自戊戌政變以後至辛亥革命成功時止,是為介紹西方思想,並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之時期,而仍以「致用」為鵠的;

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後至先生歐遊以前止,是為純粹政論家之時期;

第四期自先生歐遊歸後以至病歿,是為專力治史之時期,此時期漸有為學問而學問之傾向,然終不能忘情國艱民瘼,殆即以此損其天年,哀哉!

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動,全受康南海之影響,此時期之梁先生,實為康南海附庸。吾確信即起梁先生於九原,當不以此為降抑之詞也。而此後三時期之活動,實於此時期奠其基。故欲論近代學術史上之梁先生,不能不一論康南海。康南海者,我國「經學」史上數座巨峰之一也。「經學」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與哲學之在歐洲歷史中之地位相當。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經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

經學之成立在西漢初,自此以後,凡經五變:西漢末古文學興,是為一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劉歆;魏晉之世,學者援老莊說經,是為二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可推王弼;宋儒以「性理」說經,是為三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朱熹;清代漢學家專從訓詁校勘方面治經,是為四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王念孫;道咸以降,西漢「今文學」復興,「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熾,是為五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南海康有為(以上所陳之經學史觀,乃作者臆見,茲僅發其凡。除論康南海為本文中應有之義外,餘俟另為文詳之)。

康南海者,非開闢之人物,而集大成之人物也。當鴉片戰爭前後,我國智識界先後衍成三種趨勢:

㈠乾嘉間樸學之正統派,有二特點:其一則重文字之解釋而輕義理之闡發,其二則解經以許、鄭、賈、馬為宗,皆守劉歆古文之學者也。然境域之墾闢既盡,則思遷移;正統派之宰制既久,則起反動。嘉道間,莊存與始將久遭湮埋之今文學中何休《公羊傳注》掘出,著《春秋正辭》,專求公羊之「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後劉逢祿復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揚其波,劉又著《左氏春秋考證》,謂《左氏春秋》本不解經,經劉歆改頭換面而成現今之形式。是為近代今古文之爭之第一次交綏。其後魏源著《詩古微》攻毛傳及大小序,著《書古微》攻馬、鄭之說,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言《古文逸禮》為劉歆所偽造,而今文學與古文學之爭,壁壘愈堅固。今文學之興,是為第一種趨勢。

㈡自鴉片戰爭而後,少數有識之士,怵國運之凌夷,慮大難之將至,知非於詞章考據之外,別求經世致用之學不可。龔自珍及魏源之著作,即表現此種趨向。後經洪、楊之亂,四海沸騰,一時削平大難之功,端賴實行之人,益見徒事咕嗶之無用。而曾、左輩盱衡當世,每歎才難,提挈誘掖,不遺餘力。講求實用,是為第二種趨勢。

㈢鴉片戰爭之結果,雖未能醒中國人之迷夢,亦已使其知汽船鋼炮之不可忽視。當洪、楊時代,英、法以舟師數千,直搗京畿。其後敉平江南,以傾國之師,收效之速,不若英將戈登一旅之眾。此等事實,已足使不甚頑固者堅信泰西之優勝,而有模仿之必要。故亂定後曾國藩輩即興建福建造船廠、江南製造局及江南譯書局,並派人出洋留學,初僅注意其器械及戰術,漸乃及其政法。薛福成及郭嵩燾,此種運動之代表人物也。效法泰西,是為第三種趨勢。

康南海者,於此三種趨勢,各集其大成,而復熔之於一爐,搏之為一體,以鮮明之旗幟,懇切之呼籲,宣傳其說,而卒以易天下者也。梁啟超者,在此旗幟下,一員最有力之大將也。

戊戌政變,在政治上為徹底失敗之運動,而在「社會思想」上實為一掃霾撥霧之颺風。其影響之顯而見者,在此時前後,國民日用語中,不知增加幾許新名詞新口號。若變法也,改制也,民權也,平等也,自由也,議會也,立憲也,廢科舉也,興學校也,重女權也,戒纏足也,不可殫列,舉國觀聽為之一新。綜論其結果,在政治則促起「維新」之自覺,在青年思想上,則促起「新學」之自覺。凡此乃舊時代與新時代轉變間之一大關鍵,而康、梁實與有轉移之力也。

試一觀當時中國風氣否塞至何程度,便知康、梁輩之功績。光緒十四年,康氏初上變法之書,舉世目為病狂,大臣格不代奏。其後引用,朝野嘩哄,攻擊環集。戊戌秋,有平江蘇輿者,集當時抨擊康黨最力之著名文件,都七卷,名《翼教叢編》,而為之序曰:

甲午以來,外患日迫。……言禁稍弛,英奇奮興。而傾險淫詖之徒,雜附其間,邪說橫溢,人心浮動,其禍實肇於南海康有為。……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於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一時衣冠之倫,罔顧名義,視為教宗。其言以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為主,而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偽六籍,滅聖經也;託改制,敵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不知有本朝也。……許尚書、文侍御既以參劾獲罪,……張香濤尚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辟之,未加顯斥。吾湘如王葵園祭酒師、葉煥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摘發備至。……而(其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區夏好士,欽仰皇威,彌然自樂其生。

若是乎,則當時之康、梁,不幾夫今日之「赤化者」哉!

自維新派與革命黨為政敵,革命成而維新派被目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國民革命」(此詞始見於《同盟會宣言》,今黨軍名國民革命軍,殆即本此)運動,實行先於言論。黨人最著名之機關報,曰《蘇報》,曰《民報》。然《蘇報》始於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梁任公在上海初辦之報)之創辦已七年矣;《民報》始於乙巳,上距《清議報》(梁任公在日本初辦之報)創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刊亦後四年矣。《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嘗明目張膽以言論學說昭示國人,國人之於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任者,實唯康、梁。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靡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易也。

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後,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中,掊詆滿洲執政者不留絲毫餘地。清室之失去國人信用,梁任公之筆墨實與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國人信用而朝廷上又無改革希望,故革命勢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無意中問接幫助革命之一端也。吾故曰維新黨與革命黨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自乙巳同盟會成立於東京,而維新黨遂成過去之陳跡。波斕起伏,前後相推;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個人之得失,何預於其歷史上價值哉?嗟乎!此固未易為今之以標語為金科、口號為玉律者言也。

自任公亡命日本後,誦習日文,因間接得窺西洋名折口之學說,而識力日擴。此時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範圍。自述曰:

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以為)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及「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於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乃至孔子之改制何必託古,諸子何為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數超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

自戊戌至辛亥間,先生之所貢獻於國人者,除應時之政論及激發國民愛國心之宣傳外,尚有三焉:

一則介紹西方學問。國人之得聞亞理士多德、培根、笛卡兒、史賓諾沙、康得、盧梭、霍布斯、邊沁諸家之學說,實自先生之著作始也。雖間接稗販,每多隔膜與秕謬,然微先生之力,當時孰知除帖括詞章考據以外,除堅船利炮鐵路銀行之外,除法律憲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其於形上之學激發好奇之心,引起探討之興趣,實為此後新文化運動之伏線矣。

二則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換言之,即我國學術之第一次重新估價,其論周秦諸子,其論管子、墨翟,其論商鞅,其論王安石、論孔教、論佛教,皆一掃傳統觀念,而為今日吾人大多數對於此諸家之觀念之所基。此時先生批評中國學術之結晶,尤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長文。此實第一部有系統之中國學術史,一氣呵成,前無憑藉,非有絕偉之識力,其曷能與於斯?胡適自言其立志治中國思想史,實受先生此文之影響,則民國六七年後「新漢學」之興起,先生蓋導其源矣。

三則以新觀點考察中國歷史,而提出史學革命方案。始倡於官報及帝譜而外,別創以民族及文代為對象,藉國民之照鑒之歷史。其於《新民叢報》中,《新史學》、《中國史敘論》,已發其凡;於〈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及〈趙武靈王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王荊公傳〉、〈鄭和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等篇中,復示其例。後有作近代中國史學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

從學術史上觀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間,實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時期。蓋自辛亥革命成功後,先生在政治上,實與康南海同為落伍之人物。歷史上之趨勢如此,非人力所能轉移。為先生計,使自此時以後絕跡仕途、埋頭著述,則其所貢獻於中國學術者當如何!乃不出此,挾其歷史上寶貴之地位旅進旅退於軍閥官僚、奸雄宵小之間,卒無補於國,而學亦荒,豈不惜哉!此時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張,可以一言蔽之:先從民智民德方面著力,而以溫和漸進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地位。惟其側重民智民德,故於政治及經濟上無具體而堅執之計畫;惟其採溫和漸進之手段,故易於優容軍閥。民國以後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論也。

及歐戰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空前之大破壞後,正心驚目眩,徬徨不知所措;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於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瞭解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先生適以此時遊歐,受其說之薰陶,遂確信中國古紙堆中,有可醫西方而自醫之藥。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於史。蓋欲以餘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模且遠大於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於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天不假年,抱志以歿,實中國史學史上之一大損失已。然其已見之主要成績可得言焉:

㈠《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雖未達西洋史學方法,然實為中國此學之奠基石,其舉例之精巧親切而富於啟發性,西方史法書中實罕其匹。

㈡關於學術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學案》、《老子哲學》等書,推崇比附闔護及宣傳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實正確許之。惟其關於中國佛學史及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之探討,不獨開闢新領土,抑且饒於新收穫,此實為其不朽之盛業。

㈢先生《中國文化史》之正文,僅成〈社會組織〉一篇,整裁猶未完善,然其體例及採裁,(全)空依傍,亦一有價值之創作也。

㈣關於文學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淵明》一書(內有年譜及批評)為最精絕。報載其作《辛稼軒年譜》,力疾屬草,實成絕筆。他日此書印行,當為我國學術史上與人印象最深之紀念物也已。

近兩年來先生在衰病中,醫者禁其著作,已久與中國史學界絕緣。而我國史學界亦日冷落,至於今而益甚,不學無術之人因緣時會,憑藉結納,亦且披猴冠而登壇坫焉。不知我國史界之剝,何日始復也。

《我的師友梁啟超》書封。(新銳文創)
我的師友梁啟超》書封。(新銳文創)

*張蔭麟歷任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著有《中國史綱》。梁啟超稱他為「天才」,陳寅恪譽他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此文原刊於《大公報》,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收錄於《我的師友梁啟超》(蔡登山新編,新銳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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