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一月十九日，新會梁任公先生病歿於北平，本報既已為文悼之矣（一月二十一日本報社評），茲再從其學術方面，作一綜括之評論。
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動，蓋可分為四時期，每時期各有特殊之貢獻與影響。
第一期自其撇棄詞章考據，就學萬木草堂，以至戊戌政變以前止，是為「通經致用」之時期；
第二期自戊戌政變以後至辛亥革命成功時止，是為介紹西方思想，並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之時期，而仍以「致用」為鵠的；
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後至先生歐遊以前止，是為純粹政論家之時期；
第四期自先生歐遊歸後以至病歿，是為專力治史之時期，此時期漸有為學問而學問之傾向，然終不能忘情國艱民瘼，殆即以此損其天年，哀哉！
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動，全受康南海之影響，此時期之梁先生，實為康南海附庸。吾確信即起梁先生於九原，當不以此為降抑之詞也。而此後三時期之活動，實於此時期奠其基。故欲論近代學術史上之梁先生，不能不一論康南海。康南海者，我國「經學」史上數座巨峰之一也。「經學」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與哲學之在歐洲歷史中之地位相當。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經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
經學之成立在西漢初，自此以後，凡經五變：西漢末古文學興，是為一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劉歆；魏晉之世，學者援老莊說經，是為二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可推王弼；宋儒以「性理」說經，是為三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朱熹；清代漢學家專從訓詁校勘方面治經，是為四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王念孫；道咸以降，西漢「今文學」復興，「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熾，是為五變，此時期之代表人物為南海康有為（以上所陳之經學史觀，乃作者臆見，茲僅發其凡。除論康南海為本文中應有之義外，餘俟另為文詳之）。
康南海者，非開闢之人物，而集大成之人物也。當鴉片戰爭前後，我國智識界先後衍成三種趨勢：
㈠乾嘉間樸學之正統派，有二特點：其一則重文字之解釋而輕義理之闡發，其二則解經以許、鄭、賈、馬為宗，皆守劉歆古文之學者也。然境域之墾闢既盡，則思遷移；正統派之宰制既久，則起反動。嘉道間，莊存與始將久遭湮埋之今文學中何休《公羊傳注》掘出，著《春秋正辭》，專求公羊之「微言大義」及「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後劉逢祿復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揚其波，劉又著《左氏春秋考證》，謂《左氏春秋》本不解經，經劉歆改頭換面而成現今之形式。是為近代今古文之爭之第一次交綏。其後魏源著《詩古微》攻毛傳及大小序，著《書古微》攻馬、鄭之說，邵懿辰著《禮經通論》，言《古文逸禮》為劉歆所偽造，而今文學與古文學之爭，壁壘愈堅固。今文學之興，是為第一種趨勢。
㈡自鴉片戰爭而後，少數有識之士，怵國運之凌夷，慮大難之將至，知非於詞章考據之外，別求經世致用之學不可。龔自珍及魏源之著作，即表現此種趨向。後經洪、楊之亂，四海沸騰，一時削平大難之功，端賴實行之人，益見徒事咕嗶之無用。而曾、左輩盱衡當世，每歎才難，提挈誘掖，不遺餘力。講求實用，是為第二種趨勢。
㈢鴉片戰爭之結果，雖未能醒中國人之迷夢，亦已使其知汽船鋼炮之不可忽視。當洪、楊時代，英、法以舟師數千，直搗京畿。其後敉平江南，以傾國之師，收效之速，不若英將戈登一旅之眾。此等事實，已足使不甚頑固者堅信泰西之優勝，而有模仿之必要。故亂定後曾國藩輩即興建福建造船廠、江南製造局及江南譯書局，並派人出洋留學，初僅注意其器械及戰術，漸乃及其政法。薛福成及郭嵩燾，此種運動之代表人物也。效法泰西，是為第三種趨勢。
康南海者，於此三種趨勢，各集其大成，而復熔之於一爐，搏之為一體，以鮮明之旗幟，懇切之呼籲，宣傳其說，而卒以易天下者也。梁啟超者，在此旗幟下，一員最有力之大將也。
戊戌政變，在政治上為徹底失敗之運動，而在「社會思想」上實為一掃霾撥霧之颺風。其影響之顯而見者，在此時前後，國民日用語中，不知增加幾許新名詞新口號。若變法也，改制也，民權也，平等也，自由也，議會也，立憲也，廢科舉也，興學校也，重女權也，戒纏足也，不可殫列，舉國觀聽為之一新。綜論其結果，在政治則促起「維新」之自覺，在青年思想上，則促起「新學」之自覺。凡此乃舊時代與新時代轉變間之一大關鍵，而康、梁實與有轉移之力也。
試一觀當時中國風氣否塞至何程度，便知康、梁輩之功績。光緒十四年，康氏初上變法之書，舉世目為病狂，大臣格不代奏。其後引用，朝野嘩哄，攻擊環集。戊戌秋，有平江蘇輿者，集當時抨擊康黨最力之著名文件，都七卷，名《翼教叢編》，而為之序曰：
甲午以來，外患日迫。……言禁稍弛，英奇奮興。而傾險淫詖之徒，雜附其間，邪說橫溢，人心浮動，其禍實肇於南海康有為。……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於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一時衣冠之倫，罔顧名義，視為教宗。其言以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為主，而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偽六籍，滅聖經也；託改制，敵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不知有本朝也。……許尚書、文侍御既以參劾獲罪，……張香濤尚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辟之，未加顯斥。吾湘如王葵園祭酒師、葉煥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摘發備至。……而（其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區夏好士，欽仰皇威，彌然自樂其生。
若是乎，則當時之康、梁，不幾夫今日之「赤化者」哉！
自維新派與革命黨為政敵，革命成而維新派被目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國民革命」（此詞始見於《同盟會宣言》，今黨軍名國民革命軍，殆即本此）運動，實行先於言論。黨人最著名之機關報，曰《蘇報》，曰《民報》。然《蘇報》始於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梁任公在上海初辦之報）之創辦已七年矣；《民報》始於乙巳，上距《清議報》（梁任公在日本初辦之報）創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刊亦後四年矣。《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嘗明目張膽以言論學說昭示國人，國人之於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任者，實唯康、梁。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靡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易也。
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後，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中，掊詆滿洲執政者不留絲毫餘地。清室之失去國人信用，梁任公之筆墨實與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國人信用而朝廷上又無改革希望，故革命勢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無意中問接幫助革命之一端也。吾故曰維新黨與革命黨表相反而裡實相成也。自乙巳同盟會成立於東京，而維新黨遂成過去之陳跡。波斕起伏，前後相推；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個人之得失，何預於其歷史上價值哉？嗟乎！此固未易為今之以標語為金科、口號為玉律者言也。
自任公亡命日本後，誦習日文，因間接得窺西洋名折口之學說，而識力日擴。此時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範圍。自述曰：
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以為）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及「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於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乃至孔子之改制何必託古，諸子何為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數超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
自戊戌至辛亥間，先生之所貢獻於國人者，除應時之政論及激發國民愛國心之宣傳外，尚有三焉：
一則介紹西方學問。國人之得聞亞理士多德、培根、笛卡兒、史賓諾沙、康得、盧梭、霍布斯、邊沁諸家之學說，實自先生之著作始也。雖間接稗販，每多隔膜與秕謬，然微先生之力，當時孰知除帖括詞章考據以外，除堅船利炮鐵路銀行之外，除法律憲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其於形上之學激發好奇之心，引起探討之興趣，實為此後新文化運動之伏線矣。
二則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換言之，即我國學術之第一次重新估價，其論周秦諸子，其論管子、墨翟，其論商鞅，其論王安石、論孔教、論佛教，皆一掃傳統觀念，而為今日吾人大多數對於此諸家之觀念之所基。此時先生批評中國學術之結晶，尤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長文。此實第一部有系統之中國學術史，一氣呵成，前無憑藉，非有絕偉之識力，其曷能與於斯？胡適自言其立志治中國思想史，實受先生此文之影響，則民國六七年後「新漢學」之興起，先生蓋導其源矣。
三則以新觀點考察中國歷史，而提出史學革命方案。始倡於官報及帝譜而外，別創以民族及文代為對象，藉國民之照鑒之歷史。其於《新民叢報》中，《新史學》、《中國史敘論》，已發其凡；於〈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及〈趙武靈王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王荊公傳〉、〈鄭和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等篇中，復示其例。後有作近代中國史學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
從學術史上觀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間，實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時期。蓋自辛亥革命成功後，先生在政治上，實與康南海同為落伍之人物。歷史上之趨勢如此，非人力所能轉移。為先生計，使自此時以後絕跡仕途、埋頭著述，則其所貢獻於中國學術者當如何！乃不出此，挾其歷史上寶貴之地位旅進旅退於軍閥官僚、奸雄宵小之間，卒無補於國，而學亦荒，豈不惜哉！此時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張，可以一言蔽之：先從民智民德方面著力，而以溫和漸進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地位。惟其側重民智民德，故於政治及經濟上無具體而堅執之計畫；惟其採溫和漸進之手段，故易於優容軍閥。民國以後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論也。
及歐戰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空前之大破壞後，正心驚目眩，徬徨不知所措；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於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瞭解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先生適以此時遊歐，受其說之薰陶，遂確信中國古紙堆中，有可醫西方而自醫之藥。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於史。蓋欲以餘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模且遠大於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於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天不假年，抱志以歿，實中國史學史上之一大損失已。然其已見之主要成績可得言焉：
㈠《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雖未達西洋史學方法，然實為中國此學之奠基石，其舉例之精巧親切而富於啟發性，西方史法書中實罕其匹。
㈡關於學術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學案》、《老子哲學》等書，推崇比附闔護及宣傳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實正確許之。惟其關於中國佛學史及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之探討，不獨開闢新領土，抑且饒於新收穫，此實為其不朽之盛業。
㈢先生《中國文化史》之正文，僅成〈社會組織〉一篇，整裁猶未完善，然其體例及採裁，（全）空依傍，亦一有價值之創作也。
㈣關於文學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淵明》一書（內有年譜及批評）為最精絕。報載其作《辛稼軒年譜》，力疾屬草，實成絕筆。他日此書印行，當為我國學術史上與人印象最深之紀念物也已。
近兩年來先生在衰病中，醫者禁其著作，已久與中國史學界絕緣。而我國史學界亦日冷落，至於今而益甚，不學無術之人因緣時會，憑藉結納，亦且披猴冠而登壇坫焉。不知我國史界之剝，何日始復也。
＊張蔭麟歷任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著有《中國史綱》。梁啟超稱他為「天才」，陳寅恪譽他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此文原刊於《大公報》，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收錄於《我的師友梁啟超》（蔡登山新編，新銳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