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全球廣泛關注下，劉曉波在嚴密隔離中撒手人寰；一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取消了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開啟習近平終身執政之路。
兩個同齡人，一個黯然消逝，一個如日中天；截然不同的命運，折射出過往四十年中國的軌跡。再鮮明不過的對比，顯示出當下中國的現實，也暗示著未來的發展。
中共建政以後，以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系統性地全面摧毀舊的社會力量，在「格式化」的基礎上，將全體社會成員按照極權體制的要求重新編組。以農村的公社制和城市的單位制為依託，體制的力量直達每一個個體，中國社會的自發力量被摧毀殆盡，在文革後更是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
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重新掌權，開啟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路線之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維持一黨專政，為黨國體制的存續尋找新路。這一尋路舉動，首先出讓了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空間，在文革後極其瘠薄的基礎上，中國社會開始有了一定的自組織發展。
一九八○年代兩個對峙發展方向
此外，為尋找新路，體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棄正統的馬列毛意識形態，而為了與文革既存政治勢力抗衡，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思想」。加上對外開放引入的文化元素，這也給自由化觀念的出現帶來了相應的空間。
從社會發展到觀念增量，兩相結合，中國再一次出現了有別於黨國體系的自覺觀念存在，和相對應的社會存在。中國迅速而又集中地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文化和社會菁英色彩的自由化分子，包括對極權體制徹底反思乃至叛逆，致力於實現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的一群人，魏京生、胡平、陳子明、劉曉波……等等，就代表了這樣一個方向。
與此同時，體制也開始搭建自己的後備群體，習近平、王岐山、李克強則是另一個方向的代表。儘管在高度集權的黨國體制下，後備群體註定只能不顯山不露水，但在一九八○年代的混沌歲月中，雙方交往互動尚多，也曾經有過或多或少的個人交集。
黨國後備群體逐漸接近權力巔峰
一邊是尋路圖存的黨國體制，一邊是因此而開始浮現的民間成長，是前者因此獲得新生？還是後者利用前者釋放的空間，推動自由化進而走向憲政民主體制？這一直是當代中國最為核心也最為隱密的問題，同時也是習近平和劉曉波這一代人此後軌跡的起點。
在八○年代中共的尋路歲月中，雙方尚有一定的共存空間，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分歧之中，不斷地強化和固定各自的位置。
八九年鎮壓後，利用體制尋路而迅速聚集起來的自由化力量，一夜之間遭遇了滅頂之災，自由化群體或下獄或流亡或下海經商，已然流失大半。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初的後備群體逐漸升遷，距離權力巔峰愈來愈近。
從當初的起點，到相對而立，習近平和劉曉波所代表的兩個方向已是南轅北轍，個人的境遇更是天差地別。劉曉波們不僅被徹底清除出了體制，更被徹底逐出社會，曾經具有文化和社會菁英身分、影響力的他們，實際成為不再具有真實影響力的幽靈。
六四鎮壓之後，落後的經濟、破產的意識形態、巨大道義虧欠、冷戰結束和隨之高漲的全球自由主義信念，讓許多人相信，中國的共產體制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慘劇的刺激和熱血的餘溫，也驅使著少數先驅者奮力前行，從一九九二年胡石根等人祕密組黨，到九八年中國民主黨公開申請籌辦，再到二○○○年後的網路異議、維權運動、《零八憲章》等，歷次運動的開創者、主導者和參與者，絕大部分依舊來自八○年代形成的這一反對群體，以及受其直接啟蒙感召、承繼其後的八九一代學生。
組織動員能力讓政權屹立不搖
然而，憑藉有限市場和對外開放帶來的巨量經濟成長，中共體制不僅存活了下來，而且還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擴張態勢，這無疑讓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者黯然神傷。八九一代學生浦志強就曾經感慨：「二十五年過去了，那時候太年輕了，怎麼都想不到，二十五年過去了，他們還能在，而且還不能否定前三十年！」
許多人都會覺得奇怪，在經歷了反右、大躍進、文革直到六四鎮壓許多悲劇之後，中共政權依舊屹立不搖，難道真的有什麼祕方，又或者是時運太好。其實說穿了一點都不複雜，中共政權的穩固，建立在其自身相對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其所面對的社會力量不成比例的極端弱小之上。
中共政權相對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有多重來源。中共由外部勢力扶植成立，從一開始即採取自上而下，培養職業化革命家的方式進行發展，形成了集權於上，令無不從的黨文化基因；其次，中共奪權之前，有長達二十二年的武裝鬥爭時期，為求生存發展，採取軍事共產主義，從頂端一直延伸到基層，形成了極強的組織紀律性；最後，中共建政之後，黨國官僚體制延續了建政前的軍事共產主義體制，黨紀約束和體制身分提供了穩固的組織力。
劉曉波想再現八○年代民間榮景
反之，在嚴密的洗腦教育和宣傳灌輸之下，幾乎所有的人在成年時都是黨產「小粉紅」，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在特定的機遇視窗之下，才可能出現群體性的反思，出現具有感知度的社會和文化菁英群體。一九八○年代初期正是這樣機遇視窗，在六四鎮壓後，民間幾乎仍只能依靠這一動能。而已經在八九鎮壓中遭遇重大損傷的殘餘群體，仍不得不在此後的一次又一次努力中，暴露在專政打擊的面前，繼續折損。
組織良好的少數，總是可以毫無困難地戰勝任何個體。在高度組織動員的體制面前，毫無組織資源的中國民間，無論遭遇怎樣的苦難，不管是大饑荒還是六四屠殺，都無力反制。
在八○年代體制尋路的短暫空間裡，中國民間曾經一度出現過短暫的自由化群體集結。而在八九年之後，「最大的失敗在於教育」，體制吸取了教訓，即使在重啟改革之後，仍採取嚴密的管控措施，以及對菁英群體的吸納和控制。在八九之後，即使在市場化和網路空間的雙重作用之下，中國民間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八○年代那樣新一輪集結。
在這個意義上，劉曉波等人所推動的《零八憲章》，即是為了通過意見聯盟，推動自由化群體的再集結，再現八○年代的盛況。但是這一努力的結果以及劉曉波的個人遭遇，顯示出已不再有這樣的可能。
民主之光消逝的訊號
如今，在劉曉波溘然長逝半年之後，習近平登上了其權力頂峰，四十年來兩個方向的對峙似乎已經有了答案。而在我看來，最可悲哀的不是習近平所代表的新極權路線強勢，而是中國民間社會已經走到了損無可損的最低點。
隨著中國民間抗爭動能的一點一點淪喪，劉曉波的去世就彷彿是一個信號，象徵著曾經頑強不屈的民主之光消逝，或許，中國的至暗時刻正在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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