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又過了半年，1979年1月1日，余先生覺得「磨練」得差不多了，讓我重返採訪組，迎向一個亟待破繭的政治局面。就在這個任上，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
1982年美麗島大審之後，由於我前前後後積累的不良紀錄實在太多，余先生擔心接著若要向報紙下手的話，我會首當其衝，他顯然為此更困擾不已。於是決定提供我一切的費用，送我出國讀書，預定2年時間（這是前所未有的事），許多人把它看作軟性放逐，我因此去到美利堅。
我常向施明德自我消遣說：「美麗島事件之後，你們入了獄，我出了國，都是停了工作，留學！」到了美國，重回校園，在匹茲堡大學修了一個學位，倒是難得地過了一段反璞歸真的日子。之後銜命創辦《美洲中國時報》，正當辦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又因種種政治麻煩而關報，壽命僅僅2年2個月11天，可見即使到了海外辦報，仍難擺脫國內政治牽扯的宿命。
從此之後我便告別了時報。關於《美洲中時》起落以及辭離時報的故事，可參見拙著《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2019年8月，印刻出版。如下圖）
重大的政治新聞事件總是跟著我跑
回顧我在時報的日子，彷彿重大的政治新聞事件總是跟著我跑：1977年11月中壢事件、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我是採訪主任。1981年7月陳文成事件，他任教的CMU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卡內基美隆）與我念書的匹茲堡大學比鄰，我受命採訪美國方面的反應。
1984年8月兩岸首次奧運相逢、1984年10月江南（劉宜良）被刺，我是總編輯。我職業生涯的跌宕起伏、顛簸流離，與這些世變緊緊相連 : 中壢事件後，下台；美麗島大審後，放逐；奧運衝擊與江南命案後，關報、走人。下台，放逐，關報，走人，一個不願順著政治正確走、總自期有些使命感的新聞人，便注定了這樣的飄零坎坷。
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正逢國民黨在陽明山召開第11屆四中全會，在這種高度政治性的集會裡，要求嚴辦，絕不容寬貸的聲浪響徹雲霄，氣氛肅殺。但是蔣經國倒沒有完全一面倒，因為也有很多人公開不好說，私下會進言，其中包括余紀忠先生。
余先生告訴我，他曾建議蔣經國要學列寧當年的作法，「縮小打擊面，擴大爭取面」；即使不得不有所打擊，也儘量限縮，所以後來沒有人被判死刑。不過老實說，美麗島事件之後政治形勢愈趨緊縮，言論上也更加保守，社會上瀰漫著一股隨時會抓人的氣氛。
時報經歷的「後中壢事件現象」
我且簡要敘述幾個親身經歷的時報故事，來看當時的情境。
